一、原文：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①？”
对曰：“未也。”
“居②，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③；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④；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⑤；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论语·阳货篇》
注释：
①六言：六个字。这是下文说的仁、智、信、直、勇、刚六种品德。
②居：坐。
③贼：害，危害。
④绞：指说话尖刻。
⑤乱：小指捣乱闯祸，大指犯上作乱。
⑥学：主要指学礼。
⑦蔽：通“弊”，弊病。
二、翻译：
孔子说：“由呀，你听说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吗？”
子路回答说：“没有。”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耍聪明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爱好诚信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自己受害；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说话尖酸刻薄；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容易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他的弊病是狂妄悖理。”
（知：通“智”；贼：害；绞：说话刻薄）
扩展资料：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4.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5.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
6. 子曰：“由也！女(rú)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r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7.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 未也。常独立，鲤趁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趁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立。’鲤退而学诗。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一问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8.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乎佞（nìng)者。”
9.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10. 子曰：“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11.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12.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13.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参考资料：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分辨其中的议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词解释，通***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雚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呜呼！其真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把两个文人酸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上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不会因为圣君尧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暴君桀就灭亡了。用正确的治理措施适应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办得好；用错误的治理措施对待大自然的规律，事情就会办糟。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么天不可能使人贫穷；
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不可能使人生病，自然界反常的现象不可能使人遭难。
荒废农业生产而用度奢侈，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富有。保养简略而行动逆时，那么天也不能让人保全。违背礼义正道而胡作非为，那么天也不能让人吉祥。所以水灾旱灾还没来就闹饥荒了，冷热还没迫近就生病了，自然灾害还没产生就有了凶险。
这遇到的天时和太平时期相同，然而灾殃灾祸却和治世不一样，这不可以怨天，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
不必刻意去做就成功了，不必刻意去求就获得了，这就叫做“天职”。像这样子，虽然深奥，“至人”是不会刻意去加以思虑的；虽然伟大，“至人”是不会刻意去加以费力的；虽然精微，“至人”是不会刻意去加以考察的，这就叫做不和天争夺职分。
天有天时，地有地利，人有人治，这就是说人（能与天地）并立为三。舍弃自身能够并立为三的部分，而（一味地）期待自己能够并立为三，那就错了。
众多星辰相随旋转，太阳月亮交替映照，春夏秋冬轮流降临,阴阳交感，大化万物，风和雨广博地沾施，万物各自得这些的调和而生长，各自得到这些的滋养而成熟，看不到他在做事情而只看到成果，这就叫做“神”。
大家都知道他成就万事万物，却不知道他无形无迹，这就叫做“天功”。只有圣人是不刻意去求了解天的。“天职”建立以后，“天功”已经完成，具备了形体而人的精神就产生了出来，好，恶，喜，怒，哀，乐的情感就蕴藏在里头了，这就叫做“天情”。
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形态，各有它和外物交感（的功用）而不能互相替代，这就叫做“天官”。心灵处在胸中，来主宰五官（耳，目，鼻，口，形态），这就叫做“天君”。裁择其它的物类来奉养人类，这就叫做“天养”。
顺着人类的需要叫做福，违逆人类的需要叫做祸,这就叫做“天政”。遮暗“天君”，混乱“天官”，废弃“天养”，违逆“天政”，背反“天情”，以致于丧失“天功”，这就叫做大凶。
圣人清明他的“天君”，调正他的“天官”，周备他的“天养”，顺当他的“天政”，涵养他的“天情”，进而来保全他的“天功”。如此，圣人就会知道他所应该做的事情，知道他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能够在天地间尽职而役使万事万物了。
圣人的行动完全合理，他的养生完全顺适，他的存在不会伤害到万物，这叫做知天。所以一个真正大巧的人，存于他有所不为；真正一个大智慧的人，在于他有所不思虑。圣人对于天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预期的现象；
对于地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适合生长的土宜；对于四时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从事劳动的次序；对于阴阳的关注，仅止于表现出来可以治理的方法和状况。圣人会任命专家守住天的规律，而自己守住人道。
治或乱，是天造成的吗 我说：“日，月，星，辰，瑞兆，历数，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对的。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乱。（可见）治或乱，不是天造成的。”治或乱，是四时造成的吗 我说：“农作物在春夏时候纷纷萌芽，茂盛，成长，在秋冬时结谷，蓄积，收藏，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对的。
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乱。（可见）治或乱，不是四时造成的。”治或乱，是地造成的吗 我说：“万物有了大地就会生长，万物没了大地就会死亡，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对的。（可见）治或乱，不是地造成的。”
《诗经》说：“上天创造了高大的歧山，周太王加以开垦，经过他的经营，周文王继承后，让百姓过安定的生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不会配合那些厌恶寒冷的人就停止冬天的到来，地也不会配合那些厌恶辽远的人就改变他的宽广，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喧哗不休就停止他的品行修养。
天有着常道，地有着常数，君子有着常规，君子强调常规，而小人（完全）只计较功利。《诗经》说：“实践礼义而没有差错，何必害怕别人的闲言闲语呢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楚王后面护从的车马有千乘之多,并不是他有多聪明；
君子吃吃豆子，喝喝清水，并不是他有多笨，这都是偶然造成的。至于志意修美高洁，德性深厚笃实，生于当代而有志于古道，那是（完全）操之在我的啊！所以君子会急于（认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贪慕那些属于天的事情；
小人会放弃那些属于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贪慕那属于天的事情。君子会急于（认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贪慕那些属于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进步；小人放弃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贪慕那些属于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退步。
所以君子之所以每天都在进步，和小人之所以每天都在退步，是一样的道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得如此悬殊，原因就在这里。陨星坠落，林木怪呜，国人都十分恐惧。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这没有什么。
这不过是天地的变动，阴阳的变化，事物少出现的现象罢了！觉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惧，那就不对了。太阳，月亮有亏蚀的现象，风雨有不合时的情况，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那个世代不曾出现过的啊！在上位者贤明而政治清平，那么即使是同时兴起，也没什么伤害；
在上位者昏暗而政治险酷，那么即使没有一项出现，也没有什么助益。星辰坠落，林木怪呜，是天地变动,阴阳变化，事物少出现的现象罢了。觉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惧，那就不对了。”已经发生的事物里头，只有人祆是最最可怕的了。
草率地耕种会伤害农作物，草率地耘草会失去收成，政治险酷会失去民心，田地荒芜，农稼枯萎，粮价昂贵，百姓挨饿，道路上有活活饿死的人，这就叫做“人祆”。政令不清不明，举动措施不合时宜，农事不好好治理，百姓服劳役不按季节来，以致于牛马杂交，六畜反常，这就叫做“人祆”。
礼义不好好修治，内外没有分别，男女*乱，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乖违背离，外寇内难同时产生，这就叫做“人祆”。人祆是由于混乱而产生出来的，以上三种人祆交错出现的话，国家就不得安宁了。这个说法非常浅近，它的灾害却非常惨重，可以觉得奇怪，也应该感到畏惧。
古书上说：“万物的怪异现象，经典里头是不详细说明的。”没有用处的论辩，不急需的考察,都该抛弃掉而不加治理。至于君臣间的大义，父子间的亲情，夫妇间的分别，那就应该天天钻研探讨而不放弃。
祭祷祈雨而下了雨，为什么呢 我说：“这没什么啊！就好像不祭祷祈雨而下了雨一样。日蚀，月蚀而去救日月，天干旱而祭祷祈雨，卜筮一番然后决定大事情，并不是真的认为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做为政治的文饰（安慰安慰百姓罢了）。”
所以在上位者认为是政治的文饰，而百姓却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认为是政治上的文饰就会吉祥，认为是天上神灵的表现就会凶险。”在天里头，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里头，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万物里头，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
在人里头，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不高悬的话，那么光辉就不够强烈；水火不累积起来的话，那么火光，润泽就不够广泛；珠玉不在外面闪烁的话，那么王公大人就不认为是宝贝了；礼义不施行在国内的话，那么功名就不能显耀。
所以人的生命来自于天，国家的生命来自于礼义。在上位者崇尚礼义，尊敬贤人就能称王天下，重视法令，爱护百姓就可以称霸天下；在上者贪好私利，充满诈伪而国家危险，只会权谋倾轧,幽狠凶险而国家将会灭亡。
与其（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他，怎么比得上将天当作物质而加以控制呢。与其（一味地）顺从天而歌颂它，怎么比得上掌握它的规律而利用它呢。与其（一味地）盼望天时的调顺而静待丰收，怎么比得上配合时令的变化而使用它呢。
与其（一味地）听任物类的自然生长而望其增多，怎么比得上发挥人类的智能，来助它繁殖呢。与其（一味地）空想着天然的物资成为有用之物，怎么比得上开发物资而不让它埋没呢。与其（一味地）希望了解万物是怎样产生，怎么比得上帮助万物，使它茁长呢 所以放弃人为的努力，而寄望于天，那就违反了万物的原理。
扩展资料：
《天论》节选自《荀子·天论》，有删节。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0），名况，当时人尊称他为荀卿。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荀子》主要为荀子所著，共三十二篇，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
荀子认为“第一，天是自然之物。自然发展变化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不能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第二，天道只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神在主宰，并且与人事无关。第三，人应当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而不应当依赖自然，更不能迷信天命。
荀子不仅把自然界按照它本来的面目来理解，而且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这是荀子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文章首句提纲挈领，表明观点，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后以此言立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毋应越俎代庖。后又语人：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愿于有物之所以成。
天地万物，各司其职。人之思治，各常其道，人道未易，国泰民安，人之思行，知制天命，天命之知，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天命之制，则在乎人焉。
《天论》语言富于文***和气势。比如第一段中“强本而节用……妖怪不能使之凶”和“本荒而用侈……妖怪未至而凶”这两节文字意思相反，字句工整相对，从整体上看，运用了对比兼排比的修辞手法，而这两节文字分别又是由两组排比句构成，文字的工整严密令人叹服。
参考资料：
天道，是削弱强的增强弱的，所以虚的能胜实的，弱的胜强的；地道，是包容地上万物，所以团结起来能胜分散的，一体的能胜单个 的。人道，不是一般的道，得道者，厉害的能治国安邦，让万民受益，一般的可以修炼武功，强身健体。胜任写文章，痒痒千万语，其中以道德经为首。现在的人学习***，能得到治国修身的本领，容易；然而得到学武的本领，没有大的智慧是不行的。胜任知道人都是贪婪的，所以让人先有智慧再练武，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我潜心学习圣人的文章，读尽天下道家的***，获得了道，因此进行推导，获得了武学的真谛，写成了九阴真经这本书。按着这本书修炼武功，无论聪明笨蛋，无论聪明笨蛋，都能功力无穷，天下无敌。按着书学习，气势能吞宇宙，力量，能震动山，动起来像龙虎，快的像闪电，静像 大磨盘，柔韧的想水和绸缎；该书也包括吐纳学 问，技击术，学完招数，一对千万人，一招破万招。我不行，但是看完所偶的武学之书，是在是没 有比它更牛逼的。徽宗年间，魔教盛行，破坏道德。我奉命讨伐。但是他们高手多，我尽全力攻击，最终寡不敌众，胜负重伤。我侥幸逃跑，魔教残暴，可怜我的父母妻子惨遭毒手。我藏到绝世之地，立誓报仇雪恨。我记住魔教的武功，日写想怎么破解，终有一天想出来了。我想，他们一起上，我也能干过他们。我出来之后，到处找魔教报酬。然而让我惊讶的是，魔教都死了。没想到：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或者有什么快乐，死了又有什么痛苦？洗了悲愁，都化成灰尘。魔教之道，也有道理。恩恩怨怨，是非成败，都随时间飞去，就想烟云。世上的事情也是这个道理？我也老了，最终也会死的。然而我研究武功几十年，得到学习武功的诀窍，最终不忍心随着我埋没尘土，所以做成了真经分为上下卷，收录我的屏生武学精髓。完成真经，我心里也有点害怕。我的武功这么牛逼，要是让坏人学去了，祸害百姓，就是我的错了，所以将真经藏到绝地。然而万物都遵循阴阳的道理，所谓的善对恶，强对弱，刚对柔聪明对笨蛋困难对简单，都是阴阳的道理，好人的阴阳怎么分？做好事人不知道就是阴，也叫阴德；做好事人知道，叫阳，也叫阳善。阴德，天会报答他，阳善，享受名利。佛说：九九轮回，反璞为真。所以这本书叫，只希望是人积阳善阴德，遵循侠义之道，不要想着上天报答世人知道，但求无悔于心。
终于翻译完了。
亭名取自四书之中《中庸》的“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合为“六也”。
大意是天地的法则是：广博，深厚，高超，精明，悠久，长远。
原段：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译文：
天地的法则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自身诚一不贰，化育万物，不可测度。天地的法则是：广博，深厚，高超，精明，悠久，长远。今日的天是由很多明亮的物体组成的，成为无边无际的天空，有太阳，月亮和星系不停的运动。它覆盖着万物。现在的大地，由一小撮土堆积起来的。但它广大深厚。它载着三山五岳而不觉沉重，振动江河大海也不泄漏，大地上的万物都由它承载。再说这山，是由许多拳头大小的石头垒起来的。但它高大雄伟，生长着草木，森林。飞擒走兽居住在上面，下面埋藏着丰富的宝藏。再说这水，是由一勺勺的水汇聚起来的。但它却深不可测。各种鲛龙，鱼鳖在里面生息着，并有万物繁殖着。
1. 大道之行也的古文意思
大道之行也①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②讲信修睦。③故（16）人不独（17）亲④其亲（18），不独子其子，⒂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⑤皆有所养（19），男有分，⑥女有归。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⑧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⑨是故谋闭而不兴，⑩***乱贼而不作，⑾故外户⑿而不闭⒀，是谓大同⒁ 。
①选自《礼记·礼运》。《礼记》，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礼 运，《礼记》篇名，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大道，古代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行：施行。
②〔选贤与（jǔ）能〕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 *** 。与，通“举”，推举，选举。
③〔讲信修睦（mù）〕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 修：培养。
④〔亲〕用如动词，以……为亲，抚养。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
⑤〔矜（guān）、寡、孤、独、废疾者〕矜，老而无妻的人。矜，通“鳏”。寡，老而无夫的人。孤，幼而无父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废疾，残疾人。
⑥〔男有分（fèn）〕男子有职务。分，职分，指职业、职守。
⑦〔女有归〕意思是女子有归宿。归，指女子出嫁。
⑧〔货恶（wù）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意思是，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恶，憎恶。 藏：私藏。
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意思是，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
⑩〔谋闭而不兴〕奸邪之谋不会发生。兴，发生。
⑾〔***乱贼而不作〕***、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乱，指造反。贼，指害人。作，兴起。
⑿〔外户〕泛指大门。
⒀〔闭〕用门闩插门。
⒁〔大同〕指理想社会。同，有和，平的意思。
⒂〔不独子其子〕：把别人的孩子也当做自己的孩子。子，以……为子
(16)故：所以。
(17)独：单独。
(18)亲：名词，亲人，父母。
(19)养：供养。
2. 文言文《大道之行也》的翻译一、“大道”“大同”都属于特殊概念：“大道”，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大同”，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也可以有种种解释。这一类字眼是不能翻译也是译不好的。 二、有些词语在一定语境中往往具有特殊含义，如“归”指女子出嫁，但在“男有分，女有归”这句话中就有了“及时婚配”的意思；“亲”有亲近义，但“亲其亲”跟“子其子”是对文，前一个“亲”就有了“奉养”义，后一个“亲”就专指父母了。 三、文中凡能直译的语句一概用直译，但也有一些地方用了意译。
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为人办事），（***）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因此人们不仅仅只奉养自己的父母，不仅仅只养育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健康成长，（使）老年丧妻的人、老年丧夫的人、幼年丧父的人、老年丧子的人、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享用）；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所以奸邪之谋不会发生，***、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家家户户）就不用关闭大门了，这就是理想的社会。
3. 文言文大道之行也的翻译和原文出处：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
原文：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翻译：从前，孔于曾加过鲁国的蜡祭。祭记结束后，他出来在宗庙 门外的楼台上游览，不觉感慨长叹。孔子的感叹，大概是感叹 鲁国的现状。言偃在他身边问道“老帅为什么叹息？”孔子回答 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 我孔丘都设有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 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 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社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劫夺偷盗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
“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各 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 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 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 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 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 生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为 三代中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 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 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 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种社会就叫 做小康。”
4. ***中天道之类的文言文似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遗迹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成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治训，未尝有行不由送，出不由产者亦。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节自《九阴真经》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5. 古文中的天道有几种意思①天气。李文蔚《燕青***》第四折：”月黑时光，风高天道。“马致远《黄粱梦》第三折：”正扬风搅雪天道。“②与”人道“相对。”道“原指道路。”天道“最初包含有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过程和用来推测吉凶祸福的两个方面，亦即包含有天文知识和关于上帝、天命等迷信观念两种因素，而后者则被利用为殷周神权统治的工具。如《书·汤诰》：”天道福善祸*，降灾于夏。“但宗教迷信的天道观，至春秋时已经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天道主宰人事的观念，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如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问题成为当时各派争论的中心。孔子不喜谈”性与天道“，对鬼神表示怀疑，但同时也信仰“天命”。墨子讲”天志“，虽未摆脱传统的信仰形式，却侧重于”非命“学说。老子第一个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战国时，庄子进一步发展了天道无为而自然的思想。荀子《天论》提出唯物主义天道观，主张控制自然为人所用。明清之际王夫之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联系和区别，认为”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为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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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庄子 天道的原文和翻译庄子 天道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凋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成。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垤，隆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也，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
7. 庄子 天道的原文和翻译庄子 天道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
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
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
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
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
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
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
故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
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
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
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凋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
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成。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垤，隆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
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
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语道而非其道也，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
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
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
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
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曰：“胶胶扰扰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品德高尚的上德者从不有意布施德惠，因而品德高尚而有德；而品德低下的下德者则总是忘不了布施德惠，因而品德低下而无德。
上德者一切顺其自然，当然不会有自己的施德目的、作为和对象；上仁者则刻意推行仁，但也一视同仁而没有确定的施仁对象；上义者刻意施义并有自己的对象范围；上礼者则刻意推行礼而没有人响应，乃捋起衣袖上前强拉硬拽。
所以，失去了道才求德，失去了德才求仁，失去了仁才求义，失去了义才求礼。礼这个东西，其所缺少的就是忠信，因而是祸乱的源头。而前面所述也就是要让大家知道，道没有落到实处，这就是昏庸愚昧之源头。
所以，大丈夫要立足于富有忠信之地，而不能立足于缺少忠信的地方；立足于道已落实之地，而不能立足于道华而不实之地；因而就是要去浅薄之礼而取厚实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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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道德仁义礼之间的比较，形象鲜明地说明了道的基础和根本性作用，
指出未能落实道乃是昏庸愚昧的源头：“道之华也，愚之首也”，而礼则是“忠信
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因此，必须去礼而取道。这里深刻体现出了老子对于把人
分为三六九等、提倡什么“刑不上大夫”等不平等礼遇的周礼的深恶痛绝，因为这
种人为划定不平等级别的做法其实就正是在鼓励人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你死我
活，正是在彻底消灭人的忠诚和守信等优良品质的作用，从而人为为祸患的形
成奠定客观基础。因此老子才会痛心疾首地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
也”，对礼持完全彻底否定的态度。很显然，老子全面否定礼的这种态度，与其提
倡“小邦寡民”的原始平等公有制社会、崇尚自然平等－－***生而平等的理想是
完全相一致的。｝
正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簿，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题解：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是治国齐家的大道，修身立命的本始，顺应它就吉祥，违背它就会遭受祸患。天下不行道，不明道，天下百姓未能蒙受至治的恩泽。以至治乱不一，都是因为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缘故。圣人尽力想挽回上古之风，所以宁处厚，不处薄；宁居实，不居华，这都是不得以才制定标准来参和大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古上德的君主天德昭明，道蕴于心中，遍及到物，自己万善具备却不知自身德的存在，这样的德叫“上德”。上德的君主虽然不知自己有上德，但德的本体日日常新，德的妙处一直存在，日常的行动中，君臣父子之间无不体现着德。上德的人虽然不知自身有德，但正是这种德才是无穷，至大的。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下德的人不能自然无为而获得德。而是为了名誉等有目的地去干符合德的事，从而获得“德”。这样的德必定不大，虽有使人受益的一面，但也有使人受到损害的一面，因而这种德利弊兼备。从这种德中受益的人称赞我有德，从中受到损害的又怒斥我无德。所以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开细想：德就是心中的理，这种理从大道、性中表露出来，它是自然的天理．***具备，只要能把它充分利用到天地万物中去，那么我的道就无处不在了。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上德的君主得自然无为的道，深厚完全，没有缺乏。这也不是上德的君主有心无为，只是因为德的本体没有一事，不见一物，本来就是无人无我。上德的君主心像太虚般空空洞洞、湛湛清清，“内不起有为之识，外不见有为之尘”，物我同然，内外如一。因此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的君主只因心上未到圆明境界，所以事事物物必要做得周全，惟恐失掉有德的名声，惟恐做了损害其有德名声的事，这种所谓的“有为之为”，必然导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这些都是所谓的“有以为”，也就是有意的、有心的、不自然的，因而也就不能领略自然的奥妙，进人到无为深化的境地。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太古之风渐渐开始提倡时，人心不再像原来那样纯朴，所以要继承“德”就需要提倡“仁”。上仁的君主看万物为一体，观天地为一身，恩惠遍及四野，其仁爱如天地般广大而自身不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与百姓相安干无事之中，相忘于无为的道内。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仁爱不能达到，才不得不用“义”来完成。只因慈惠日久，是非也就随之而生。既然有了是非，也就不得不有分别的义。上义的君主原本以仁为体，以义为用，处事自然有刚断的妙处。只因世道纷乱，人情多诈，有时即便在君臣父子之间，夫妇朋友之中，也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总是不能适于中道，所以真***需要权衡，得失需要较量，有为的事终无止息，有为之法不可穷尽．所以说：“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 义的断制，不得不用礼的节文来继续。圣君根据人心不正，世道多偏的情况，用典章、文物来改变他们的意志，约民于礼仪中，这晋召是～以L的做法。怎奈天下百姓，像聋子、瞎子一样，对于典章视如不见，听如不闻．他们违背教令、条规，而不去响应礼即使这样，圣君救世之心没有停止，爱民之心没有停息，不得已准臂而仍之”，“攘，即取的意思，“臂”，指手腕，“仍”是拉的意思。即抓住手拉着黎民走向大道，迫使人们去遵守道。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上德，下德，上仁，上义，上礼，把民之道分为五等由于底下的人们违反无为之道，做有为之事，从而导致世道改变，人心迁移。道失而后德又失，德失而后仁又失，仁失而后义又失，义失后礼又失，世道人心就这样渐渐丧失了。只因都不是至治，所以才出现这样变迁不止的弊害。夫礼者，忠信之簿，而乱之首也。 这不句是指道、德、仁、义渐次丧失到礼，世道遂因此而乱．试想：道不行出现德，德不能施行出现仁，仁后出现义，义后有礼的出现，***如礼再不能施行的话，天下就会大乱、自古圣人设礼，原本为了约束人的性情，结果反而成为人邪妄的开始。用礼不可太过，也不可不及，否则必多品制，必多作为，就会使本然的忠信变得淡薄。忠信淡薄就会出现刑罚，战争也相应而致。所以说，礼导致忠信淡薄，它是战乱的开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识”指知识见识。能预先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叫“前识”。知道的越广，表露在外的就越多，见的越多，逐物者离道愈远，这都是道的发泄而不是道的本体。道的本体贵在敛华就实，守朴还淳，这样做的人外表愚驭而实为大智。当今人们炫露精神，妄用机智，行有为之事，远离日道，这才是最愚昧的。所以说：用智慧测度未来，不过是道的虚华，是愚昧的开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大丈夫见道而不见欲，循理而不循私，顶天立地，以道自任而不辞。视听言动，无处不是性中的显著，家国天下，无处不是道德的流行。所以“处厚不处薄，居实不居华，．正县用夹伸夭下环潦诉朴．恢算女古的风气。 故去彼取此。 “彼”指薄、华。“此”指厚、实，大丈夫因世道衰微，才不得不摒弃薄华而选用厚实由此可知大丈夫默守造化，冥赞玄黄。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上古之风，浑浑噩噩，一任其天；浩浩渊渊，各安其性；上下无为，君民共乐；忠厚成风，讼争不起。何世道之敦庞若此乎？皆由安无为之天，率自然之性。一时各老其老、幼其幼、贤其贤、亲其亲，安耕乐业，食德饮和，不知道德之名，更不闻仁义礼智之说。然而抱朴完贞，任气机之自动，而天地以同流，俨若不教而化，无为而成，自与道德为一，仁义礼智，不相违焉。夫以道德并言，道为体，德为用。以道德仁义礼智合论，则道德又为体，而仁义礼智又为用。后世圣人，虽为化民起见，而立道德之名，分为仁义礼智之说，其实道德中有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内有道德，无彼此，无欠缺也。降至后世而道德分矣。等而下之，仁义礼智亦多狃于一偏。此皆由气数之推迁，人心之变诈，故至于此。太上欲人返本还原，归根复命，乃为之叹曰：上德无为之人，惟率其性，不知有德，是以其德常存；下德有为之士，知德之美，因爱其名，好行其德，惟恐一失其德，顿丧其名。此两念纷驰，浑沦顿破，不似上德之一诚不二，片念无存，由有德而反为无德也。且上德无为，斯时天下之民，一道同风，群安无为之世；下德有为，际此繁华渐起，俗殊政异，共乐有为之常。岂非忘机者息天下之机，好事者启天下之事乎？然时穷则复，物穷则变，人穷则返。当此多事之秋，风俗浇漓，人心变乱，滔滔不返，天真梏没久矣。必有好仁之主，发政施仁，清源正本，易乱为治，转危为安。势不能不有为，然虽有为之迹，而因时制宜，顺理行去，有为仍属无为，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更有好义之人，际乱离之日，欲复承平，大兴扫除之功，欣欣自喜，悻悻称雄，不能一归淡定。虽或又安宇宙，人物一新，而上行下效，民物之相争相夺者，不能已也。至于上礼之君，人心愈变矣。习往来之仪，论施报之道，或厚往而薄来，或施恩而报怨，则不能安于无事。朝有因革，俗有损益，不能彼此相合，远近同群，稍有不应，而攘臂相争，干戈旋起，不能与居与处而相安。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迄于今，人愈变、事愈繁，而忠信之坏已极，不得不言礼以维持之。无如徒事外面之粉饰，不由中心之发皇。酬酢日多，是非愈众，彼缘礼而维系人心之计者，殆未思应于外不由于中，必至凶终而隙末，欲安于反危。故曰：“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他如智非奇计异谋，预度先知之纠察，乃由诚而明，不思而得，不学而能，自然虚明如镜，岂逆诈臆信所能比哉？然道之华，非道之实。且察察为明，必流于虚诬诈伪而不觉。在己或矜特识，其实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有真识定力，知敦厚以为礼，故取其厚，不取其薄；知虚华之非智，故取其实而不取其华。去取攸宜，而大道不难复矣。
此言道德废而有仁义，仁义废而有礼智，愈趋愈下，亦人心风俗使然，无足怪者。至于修养一事，咽津服气出而道一变，***药炼丹出而道一变，迄于今纷纷左道，不堪言矣！谁复知玄关一窍为修道之要务乎！吾今为人示之：人欲识此玄关，须于大尘劳、大休歇后，方能了彻这个玄关。又曰“念起是病，不续即药”；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不外尘情杂念，纷纷扰扰时，从中一觉而出，即是玄关，所谓“回头是岸”。又曰“彼岸非遥，回光返照即是”。但恐于玄关未开时，先加一番意思去寻度；于玄关既开之后，又加一番意思去守护。此念虑纷纷，犹天本无云翳，云翳一散，便现太空妙景；而却于云翳已散之后，又复加一番烟尘，转令清明广大之天，因而窄逼难容，昏暗莫辨矣。佛云：“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等***，总蓍不得一毫拟议，拟议即非；著不得半点思虑，思虑即错。惟于玄关未开时，我只顺其了照之意；于玄关既开候，我亦安其坐照之浑。念若纷驰，我即收回，收回即是。神如昏罔，我即整顿，整顿即是。是如何简捷便易？特人于床上安床，动中寻动，静里求静，就涉于穿凿。而玄关分明在前，却又因后天知虑遮蔽而不在矣。吾今示一要诀：任他思念纷纭莫可了却，我能一觉而动即便扫除，此即是玄关。足见人之修炼，只此觉照之心，亦如天空赤日，常须光明洞照，一毫昏黑不得，昏黑即落污暗地狱。苟能拨***雾，***，明明在前。如生他想，即落凡夫窝臼，非神仙根本。总之仙家无他妙诀，惟明心见性，乃修炼要旨。若问丹是何物？即吾丹田中絪缊元气是也。然此元气与我本来不二元神会合一处，即是返还太极无极、父母未生前一点天命。人能以性立命，以命了性，即可长生不死。但水府求玄，欲修成金液之丹，不得先天神息，***取烹炼，进退温养，则先天元性与先天元命，不能自加会合为一，攒五簇六而成金丹。虽然，既得元性元命矣，若无真正胎息，犹人世男女不得煤妁，往来交通，亦不能结为夫妇。故丹经云：“真意为媒妁。”兹又云“真息为媒妁”，岂不与古经相悖乎？不知真意者炼丹交合之神；真息者炼丹交合之具，要之皆以神气二者合之为一而已矣。第无真息，则真气不能自升自降，会合温养，结成玄珠；既得真息，若无真意为之号令、摄持、严密，则真息亦不能往来、进退、如如自如。故曰真意者炼丹之要。然真意不得真正元神，则真意从何而始？惟于玄关窍开之初，认取这点真意，于是返而持之，学颜子拳拳服膺，斯得之矣。况元神所流露，即是真意、即是一善，亦即得一而万事毕之道。学人认得分明，大丹之本立矣。昔邱祖云：“息有一毫之未定，命非己有。”吾示学人，欲求长生，先须伏气。然伏气有二义：一是伏藏此气归于中宫，如如不动；二是管摄严密，长生即在此伏气中。除此别无他道，修行人须照此行持，乃不负吾一片苦衷耳。
杜甫《蜀相》赏析
蜀 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沉郁顿挫 统体浑成
——杜甫《蜀相》赏析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蜀，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和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国，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鎔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今陕西省?d县西南），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吹们檎嬉庵浚?苡懈?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我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对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些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蜀相》一诗的艺术形式也是很完美的。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着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我们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