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而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而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凡听，威严猛厉而不好***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若是，则大事殆乎驰，小事殆乎遂。和解调通，好***道人而无所凝止之，则奸言并至，尝试之说锋起，若是，则听大事烦，是又伤之也。
故法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坠。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
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冠、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
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
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
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 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此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为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名声未足下县天下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岂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于是者，日与桀同事同行，无害为尧，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随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随，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
殷之日，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偃然案兵无动，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天下劲矣；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务本事，积财物，而勿忘栖迟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国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则？彼无与至也。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也欢若父母，好我芳若芝兰，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彼人之情性也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彼以夺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
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也，是以厌然畜积修饰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于府库。货财粟米者，彼将日日栖迟薛越之中野，我今将畜积并聚之于仓廪。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将日日挫顿竭之于仇敌，我今将来致之，并阅之，砥砺之于朝廷。如是，则彼日积敝，我日积完；彼日积贫，我日积富；彼日积劳，我日积佚。君臣上下之间者，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国为是者霸。
立身则从庸俗，事行则从庸故，进退贵贱则举庸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如是者则安存。立身则轻楛，事行则蠲疑，进退贵贱则举佞说，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殆。立身则暴，事行则倾覆，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劳，好用其籍敛矣，而忘其本务，如是者灭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择也，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具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善择之者王，不善择之者亡。夫王者之与亡者，制人之与人制之也，是其为相县也亦远矣。 《劝学》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
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天论》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大于无祸。——《劝学》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8]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劝学》
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劝学》
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
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劝学》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劝学》
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劝学》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 《荣辱》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荣辱》
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荣辱》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荣辱》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荣辱》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荣辱》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荣辱》
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荣辱》 《不苟》 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不苟》
诚者，君子之所守业，而政事之本也。——《不苟》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不苟》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盛。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不苟》
骄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摒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不苟》
怏怏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譬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不苟》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不苟》
挂于患而欲谨，则无益矣。——《不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不苟》
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不苟》
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不苟》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不苟》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不苟》
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不苟》
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不苟》
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以与及圣人之言。——《不苟》 《非相》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部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非相》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详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非相》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非相》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非相》
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yi)。——《非相》 其他 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大而用乏，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非十二子》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非十二子》
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仲尼》
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闻，必胜；知而好谦，必贤。——《仲尼》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仲尼》
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仲尼》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效》
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儒效》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儒效》
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儒效》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
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儒效》
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儒效》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诗经 》
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儒效》
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儒效》
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儒效》
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儒效》
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儒效》
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王制》
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王制》
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王制》
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王制》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王制》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王制》
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制》
王者者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制》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王制》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政事乱，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王制》
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国》
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富国》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王霸》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王霸》
国无礼则不正。——《王霸》
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王霸》
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王霸》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王霸》
以小人尙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王霸》
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君道》
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业。——《君道》
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君道》
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及王公。——《君道》
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君道》
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君道》
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君道》
明主有私人以金玉珠石，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君道》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君道》
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暗主则必危其所爱。——《君道》
卿相辅佐，人主之基仗也。——《君道》
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臣道》
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后也。——《臣道》
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臣道》
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臣道》
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臣道》
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臣道》
仁者必敬人。……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臣道》
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臣道》
君子安于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臣道》
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议兵》
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议兵》
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寙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议兵》
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议兵》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议兵》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议兵》
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议兵》
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议兵》
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天论》
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天论》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论》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买与礼义。——《天论》
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天论》
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正论》
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正论》
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正论》
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正论》
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称罪，不详莫大焉。——《正论》
刑称罪责治，不称罪则乱。——《正论》
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正论》
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
天下从之（礼）者治，不从之者乱；从之者暗，不从之者危；从之者存，不从之者亡。——《礼论》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论》
君子耳不听*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乐论》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乐论》
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乐论》
凡人之患，蔽于义曲而暗于大理。——《解蔽》
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乐论》
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性恶》
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性恶》
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性恶》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性恶》
君谨守之，下皆平正，国乃昌。--《成相》
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成相》
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子道[9]》
成语
存亡继绝
读音
cúnwángjìjué
释义
存：保存；继：接续。恢复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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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不肖，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朱自清《经典常谈·史记汉书第九》
灰飞烟灭
cún wáng ān wēi
成语解释：使将要灭亡的保存下来，使极其危险的安定下来。形容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作用。
成语出处：《荀子·王制》：“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堕，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
存亡继绝cún wáng jì jué
成语解释：恢复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
成语出处：《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公羊传·僖公十七年》：“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例 句：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朱自清《经典常谈·史记汉书第九》）
存亡绝续cún wáng jué xù
成语解释：绝：完结；续：延续。事物处在生存或灭亡、断绝或延续的关键时刻。形容局势万分危急。
例 句：这六十年中，算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大关头。（《晚清文学丛钞·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
釜底游鱼fǔ dǐ yóu yú
成语解释：在锅里游着的鱼。比喻处在绝境的人。也比喻即将灭亡的事物。
成语出处：《后汉书·张纲传》：“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间耳。”
例 句：他们已是飞走路绝，恰似釜底游鱼，或降或死，别无他途。（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第十一章）
覆亡无日fù wáng wú rì
成语解释：马上就会灭亡，已经没有可以推延的时间了。
例 句：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清史稿·康有为传》）
为什么把史记汉书并称为良史？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⒇。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原文
《史记》《汉书》第九——朱自清《经典常谈》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110），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①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②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至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来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③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④，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列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⑤；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⑥。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⑧。“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藏书。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的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年），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到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班固三十三岁，在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的读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作中护军，参议军机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纪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他们都敢怒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虽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记元四年（西元九二），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她研究这部书--经学***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通史，将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和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⑨。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存在；无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⑩，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⑾，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⑿。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⒀。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⒁。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⒂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史，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⒃。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⒄。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呈；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⒅。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作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⒆。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⒇。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注释：
①②③④原文见《史记自序》。
⑤《后汉书.班彪传》。
⑥《汉书.司马迁传赞》。
⑦《后汉书.蔡邕传》。
⑧同⑥。
⑨《汉书.叙传》
⑩刘向著有《别录》。
⑾⑿《通志总录》。
⒀《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⒁《超奇篇》。
⒂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⒃原文见《史通.杂说》。
⒄⒅《史通.六家》。
⒆同`⑾⑿。
⒇《后汉书.班固传赞》。
(21)《汉书评林序》
(22)《文史通义.诗教》下。
(23)《史通.书事》。 [参考资料]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