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这篇十分著名的《文说》，通篇用比，短小精悍，仅仅七十余字，就充分表达了苏轼自己写作文章的体会和对文艺的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
这篇短文不仅是苏轼创作实践的绝好写照，而且是他的文艺思想的集中反映。从文中可以看出，苏轼不仅崇尚自然浑成，而且推重奔放豪迈。但他又不是盲目崇尚自然，随意奔放，而且十分尊重规律，“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就是苏轼认识和体验的规律。笔势豪放，要以寄情达理为旨归，创新独诣，不能违离客观法度。只有在认识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独创性的自由。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与本文的思想相通。
江西诗派.
苏轼的诗则是才气奔放,随物赋形,风格多样.而且其门下诗人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也各具特色.宋诗发展至苏轼,完成了自晚唐、西昆以来的一次诗风转变,使宋诗于唐诗之外另辟天地.黄庭坚则在这新天地中对诗歌的表现形式、创作技巧进行了深入探索,在立意、句法、用韵、用典等方面自出机杼,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北宋灭亡后,面对国运的衰微和江西诗派在流行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病,一些作家开始跳出江西派的藩篱,自立门户,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其中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出现,标志着宋代诗歌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时期.此期能别具一格的诗人尚有姜夔.南宋后期出现的四灵派、江湖派则彻底放弃自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而来的传统,转学贾岛、姚合等人,内容上或写山水田园,不谈世事；或写落拓文人的生活和情感.使诗风又为之一变.但这两派的成就不高,宋诗在此期间趋向衰颓.直至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人沉郁悲壮的爱国诗篇,才为宋诗增添了最后的光彩.
盛宋时期,形成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坛格局,有“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还有苏轼的一些朋友,如“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刘敞、李之仪、唐庚等等,形成了有宋以来空前的繁华.宏观大略地看,初宋以来一百余年的诗坛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这个时期的到来,就是为了这个时期的实现似的.
而苏轼更是盛宋的核心、顶点,是盛宋之盛,是顶峰中的顶峰,因此,又可以进一步宏观大略地说,盛宋的实现,其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苏轼的出现似的.
因为,苏轼的诗史地位不是一个宋代所能局限的,他是跨越时代的,是宏观诗史的一个巨大历史周期的里程碑,可以说,是11世纪以来直至整个封建后期的不可替代的诗碑.
苏轼的出现,即是诗史积淀的产物,特别是他的前辈王、欧、梅的铺垫,与他的同辈、后辈黄庭坚等诗友、门生的相互激发产生的,也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特别是宋代高度文化的产物；同时,苏轼也是个人的产物,是他独异的天资禀赋的产物,是特异的个人主体胸襟气格的产物.
独异的主体性是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局限他影响于后世的原因.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廊庙中,并没有对之顶礼膜拜的苏轼的神龛.这是苏轼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他的神龛已无形地铸立于诗史书帛中铸立于人们的文化品格中,已经近千年而不衰.
苏轼诗歌的一部分基因,通过黄山谷,影响于当世,虽然其中并无他个人的名分,而苏轼诗歌的本体,却越过他所生存的时代影响于未来.人们不在模仿江西,而没有人不知道苏轼.
所以,我们应该系统地研究苏轼诗歌的体系,以达到洞察宋诗的奥妙,宋文化的精髓.
苏轼在“文理自然”的审美取向下,提出了“随物赋形”的创作原则。所谓“随物赋形”就是要艺术家尊重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规律,准确而又自然地表现出对象的形态和特征。其中的“物”指客观对象,包括自然事物与社会生活内容,“形”指作品中所反映的事物的情貌和形态。他在《自评文》中评价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以水喻文,是因为“万物皆有常形,唯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苏氏易传》卷三)。正是讲其自然之性,因为水在道家的眼中是近乎道的。《毗陵易传》卷7云:“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极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声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故苏轼把自己的文章比作水之随物赋形,认为这是合乎义理之道、自然之美的。苏轼的这种合自然之美的意识也正是对庄子“原天地之美”看法的心领神会。庄子要求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而不...... (本文共计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的散文常常是“随物赋形”，“信笔抒意”，从而渲染出一种情调
苏轼的散文创作
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之类的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并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一篇短文波澜横生。又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这是苏文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及的，以性质而言不属文学散文，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彩较浓厚的文体。
这一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性质相近而体裁单纯、结构清楚的散文，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如《石钟山记》先是对郦道元、李渤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入自己的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全文以我为主，气脉流贯从容，叙事、写景、议论的衔接十分自然，而且最后的议论部分只是轻轻带过，不摆出一定要教训人的强硬姿态。而《放鹤亭记》则从云龙山人迁草堂、建亭缘由说到彭城的山势、亭的位置、季节与风景的变化，再说到主人的鹤与鹤飞的姿态，这才说到亭的命名。
下面一转，从自己与宾佐僚吏的游览，发出一通感叹议论，从鹤的典故说到人生情趣，又从卫懿公好鹤亡国的故事，翻转到隐士全真远祸生活的可羡，最后以山人一首高逸旷达的歌子收尾，给人以飘然远去之感。全文不过数百字，却摇曳多姿，文笔似闲散，意脉却流畅而完整。著名的《前赤壁赋》也是如此，在自夜及晨的时间流动中，贯穿了游览过程与情绪的变化，把写景、对答、引诗、议论水融地汇为一体，完全摆脱了过去赋体散文呆滞的形式与结构。在苏轼这一类文章中，表现“意”即作者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所以文章结构雷同的情况很少，总是随“意”变化。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如《石钟山记》中的一节：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到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夜深人静，月照壁暗，山石矗立，栖鸟怪鸣，几笔之间，便是一个阴森逼人的境界。又如《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前面说到苏轼因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透过无限的宇宙时空框架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这种理性认识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而苏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找到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感受。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晚年的一些作品，尤其言简意深，内涵丰厚。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这篇似庄似谐的短文，在表面的诙谐中有深沉的悲哀，在深沉的悲哀中又有开朗的情怀，使人读后感慨万千。又如《记承天寺夜游》，先以小序交待自己月夜不寐，至承天寺访张怀民，恰张亦未眠，便一同漫步，正文仅三十来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
一幅鲜明澄澈的月夜图景，一种空渺寂寥的感受，情与景与理化成一片，意味深长。这一类文章对后世小品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四川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宋仁宗景佑三年，眉山镇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他就是一代文学***苏轼。
苏轼的一生，大致分为四个时期：读书与应举时期；从凤翔签判到乌台诗案时期；贬谪黄州到两次召还时期；远谪惠、琼时期。政治上，苏轼不主张遽变，因而受到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排挤；旧党上台后，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苏轼又主张“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又和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哲宗执政，恢复神宗新法，苏轼再次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挤出朝廷，连遭贬谪。***三落三起，苏轼是三起三落，可谓坎坷。苏轼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直到远谪惠琼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他的思想，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
苏轼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比喻新奇，风格多样，尤以景物诗影响深远。有的旖旎秀美，如写江南春景的“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有的清新明丽，如写西湖风景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的寓以哲理，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写景，尤善于描摹急速变化中的山光水色，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的景物诗，不少作于宦途流徙途中，如谪居惠州所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还写了不少题画诗，能使读者见诗如画，比如《惠崇春江晚景》之一的“竹外桃花三两只，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给人一种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感受。
苏轼的词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内容上冲破了“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主要写男欢女爱，相思别离，题材狭窄。苏轼突破这种传统观念，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他都用词来表达。《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爱国热情“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描写农村风光“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成为千古传诵的怀人之作。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揉合在一起，气势磅礴，千古绝唱。
苏轼也写爱情词，但不是青楼狎妓，也不是柳永风调，而是风格清丽，感情真挚，词境与词品都与婉约派词人大不相同。如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写对亡妻王弗的悼念，感情真挚，悱恻动人。他的《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情景生动而不流于艳，感情真率而不落于轻，难能可贵。
苏轼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与韩、柳、欧阳齐名。史论、政论、杂记、小品等多种样式都很有成就。特别是他的杂记类散文内容丰富，艺术性强，代表着苏轼散文的最高成就。其中的《喜雨亭记》，虽为亭记，却不重在亭，而在雨；《石钟山记》虽为游记，却不在游，而在辨。善于立意、巧于取舍，笔法多变，记叙中有议论和抒情，体现出苏轼散文行云流水，变化莫测的风格。苏轼的赋作，以赤壁二赋，名噪宋代赋坛。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文说》）。这是苏轼自说其散文总的风格。苏轼评谢民诗文说：“大略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也正是苏轼散文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