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赤壁赋》
朝代：宋代
作者：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冯 通：凭)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共适 一作：共食)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白话译文：
在这时喝酒喝得非常高兴，敲着船边唱起歌来。歌中唱到：“桂木船棹啊香兰船桨，击打着月光下的清波，在泛着月光的水面逆流而上。
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眺望美人啊，却在天的另一方。”有会吹洞箫的客人，配着节奏为歌声伴和，洞箫的声音呜呜咽咽：有如哀怨有如思慕，既像啜泣也像倾诉，余音在江上回荡，像细丝一样连续不断。能使深谷中的蛟龙为之起舞，能使孤舟上的寡妇为之饮泣。
我的神色也愁惨起来，整好衣襟坐端正，向客人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哀怨呢？”客人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公孟德的诗么？这里向西可以望到夏口，向东可以望到武昌，山河接壤连绵不绝，目力所及，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
当初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首尾相连延绵千里，旗子将天空全都蔽住，面对大江斟酒，横执长矛吟诗，本来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然而现在又在哪里呢？
何况我与你在江中的小洲打渔砍柴，以鱼虾为侣，以麋鹿为友，在江上驾着这一叶小舟，举起杯盏相互敬酒，如同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中，像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渺小。
唉，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携同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得将憾恨化为箫音，托寄在悲凉的秋风中罢了。”
我问道：“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时间流逝就像这水，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时圆时缺的就像这月，终究没有增减。可见，从事物易变的一面看来，那么天地间万事万物时刻在变动，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停止；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万物同我们来说都是永恒的，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何况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宰者，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听到便成了声音，进入眼帘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感受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忧虑。这是大自然恩赐的没有穷尽的宝藏，我和你可以共同享受。”
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都已吃完，杯子盘子杂乱一片。大家互相枕着垫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
2、《阿房宫赋》
朝代：唐代
作者：杜牧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不知乎 一作：不知其；西东 一作：东西)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
有不见者，三十六年。(有不见者 一作：有不得见者)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白话译文：
六国统治结束，四海合而为一；蜀地的山变得光秃秃了，阿房宫建造出来了。覆盖三百多里地面，遮天蔽日。沿骊山向北建筑再往西转弯，直到咸阳。渭水、樊川浩浩荡荡，流进了宫墙。五步一座楼，十步一个阁，走廊如绸带般萦回，飞檐像鸟嘴般高啄。
各自依着地形，四方向核心辐辏，又互相争雄斗势。楼阁盘结交错，曲折回旋，如密集的蜂房，如旋转的水涡，高高地耸立着，不知道它有几千万座。长桥横卧水波上，天空没有起云，何处飞来了苍龙？复道飞跨天空中，不是雨后刚晴，怎么出现了彩虹？
房屋高高低低，幽深迷离，使人不能分辨东西。楼台上由于歌声响亮而充满暖意，有如春光融和；舞殿上由于舞袖飘拂而充满寒意，有如风雨凄冷。一天之中，一宫之内，而气候不相同。
六国的妃嫔侍妾、王子皇孙，离开自己的宫殿，坐着辇车来到秦国，早上唱歌，晚上奏乐，成为秦国的宫人。
明亮的星星晶莹闪烁，那是宫女们打开了梳妆的镜子；乌青的云朵纷纷扰扰，那是宫女们在梳理晨妆的发髻；渭水涨起一层油腻，那是宫女们泼弃了的胭脂水；烟霭斜升云雾横绕，那是宫女们燃起了椒兰在熏香；雷霆突然震响，那是皇帝乘坐的宫车驶过；辘辘的车声越听越远，无影无踪，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她们每一片肌肤，每一种容颜，都美丽娇媚得无以复加，久久站立，倚门远眺，盼望着皇帝来临。有些人竟这样等了三十六年，都没能见到皇帝。燕国赵国收藏的金银，韩国魏国聚敛的珠玉，齐国楚国挑选的珍宝，是诸侯年深日久，从他们的老百姓那里掠夺来是，堆积如山。
一旦国破家亡，这些再也不能占有了，都运送到阿房宫里来。宝鼎被当作铁锅，美玉被当作顽石，黄金被当作土块，珍珠被当作砂砾，随便丢弃，遍地都是，秦人看见这些，也并不觉得可惜。唉，一个人的意愿，也就是千万人的意愿啊。秦皇喜欢繁华奢侈，人民也顾念他们自己的家呀。
为什么掠取珍宝时连一锱一铢都搜刮干净，耗费起珍宝来竟像对待泥沙一样？致使承担栋梁的柱子，比田地里的农夫还多；架在梁上的椽子，比织机上的女工还多；梁柱上密集的钉头，比粮仓里的粟粒还多；瓦楞长短不一，比全身的丝缕还多；或直或横的栏杆，比全国的城郭还多；管弦奏出的嘈杂声音，比集市上的人声还多。
看着这些天下的人民，口里不敢说，心里却敢愤怒。可是***的思想，一天天更加骄横顽固。结果戍卒大呼而起，函谷关被一举攻下，楚兵一把大火，可惜阿房宫化为一片焦土。
啊，消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啊，而不是秦国；消灭秦国的是秦王朝自己啊，不是天下的人。可叹呀！要是六国都能爱护自己的人民，就完全能够抵挡住秦国了。要是秦国能够爱护六国的人民，那么皇位就可以传到三世还可以传到万世做皇帝，谁能够族灭它呢？
秦人来不及哀悼自己，而后人替他们哀伤；如果后人哀悼他们却不把他们作为鉴戒，只怕又会使更后的人又来哀悼这后人呢！
扩展资料：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之故。
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像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毕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
诗以抒***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参考资料：
李密1
李密(224—287)，又名虔，字令伯，蜀汉西晋间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父早亡，母改嫁，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及长，治《春秋左氏传》，博览多通，机警辩捷。早年曾任蜀尚书郎、大将军主簿等职。曾多次奉命出使吴国，颇有辩才。蜀汉灭亡后，征西将军邓艾闻其名，请为主簿，不就。晋武帝立太子，征诏为太子洗马。因祖母年老，须亲自奉养，遂上《陈情表》固辞不受。及祖母卒，服丧期满，以太子洗马征至洛阳。后出为温县令、汉中太守等职，为官耿直。因写诗获罪免官，卒于家。著有《述理论》十篇，不传世。《华阳国志》、《晋书》均有李密传。
李密2
李密(581—618年)，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隋末瓦岗义军首领，著名军事家、战略家。[ARTX.CN]
[ARTX.CN]
李密的其先人为辽东襄平人，曾祖父李弼，为北魏司徒，赐姓徒何氏，北周时又为太师、魏国公。祖父李祖曜，为北周邢国公。父亲李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为隋上柱国、蒲山公，从北周至隋，数次为将，官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所以李密家也一直住在长安。由于李密世代都是显官，所以他的出身对他一生的经历起了重要作用。史书称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隋书·李密列传》)。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从此“散家产，周赡亲故，养客礼贤，无所爱吝”(《隋书·李密列传》)。[ARTX.CN]
[ARTX.CN]
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长的“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新唐书·李密列传》)，一次隋炀帝见到李密后，便问许公宇文述：“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宽子密。”隋炀帝便说：“此儿顾盼不常，无入卫。”宇文述因此便劝李密：“君世素贵，当以才学显，何事三卫间哉”(《新唐书·李密列传》)！李密听后很高兴，便称病辞去宿卫，专以读书为事。后闻国子助教包恺在缑山，便拜其为师。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包恺门徒皆不李密。李密非常喜欢读兵书，“诵皆在口”(《隋书·李密列传》)。读书时，李密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边行边读。一次越国公杨素在路上见到李密此举，很是吃惊，便跟在李密后边问道：“何书生勤如此”(《新唐书·李密列传》)？李密认识杨素，便下拜。杨素问他看的什么书，李密回答：“《项羽传》。”于是杨素便和李密交谈起来，结果李密所学令杨素非常吃惊，回家后便对其子杨玄感说：“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新唐书·李密列传》)。从此杨玄感便对李密倾心结纳。一次杨玄感暗中对李密说：“上多忌，隋历且不长，中原有一日警，公与我孰后先？”李密回答说：“决两阵之胜，噫呜咄嗟，足以詟敌，我不如公。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公不如我”(《新唐书·李密列传》)。从此二人结下生死之交。[ARTX.CN]
[ARTX.CN]
杨玄感因是开国功臣之子，又好读书，善骑射，加上为官严正，所以甚得时人尊敬。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时，命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粮草。杨玄感目睹隋炀帝的暴政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民起义蜂起云涌(参见隋末农民起义)。而炀帝又率隋军主力远在辽东前线，后方兵力空虚。于是，便抓住取隋代之的这一良机，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策划起兵。他们故意迟滞漕运，不按时发运军资，并派人暗中召回随炀帝到辽东的其弟杨玄纵、杨石和在长安的李密。李密与玄感弟玄挺等同赴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ARTX.CN]
[ARTX.CN]
六月初三，杨玄感诈称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的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谋反，领兵占据黎阳，关闭城门，大索男夫。并向附近各郡发送文书，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命各郡发兵会集黎阳。杨玄感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薄唐褘为怀州刺史。杨玄感选精壮运夫5000余人，船夫3000余人，杀三牲誓师，起兵反隋(参见隋平杨玄感之战)。[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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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李密赶到，杨玄感大喜，以为李密谋主，并问计于李密。李密说：“愚有三计，惟公所择。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又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宜率众，经城勿攻，轻赍鼓行，务早西入。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隋书·李密列传》)。这是李密根据当时情况提出的一个可行的战略***，但杨玄感却说：“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隋书·李密列传》)？所以杨玄感错误地选择了下计。李密的这一战略***没有得到实现。[ARTX.CN]
[ARTX.CN]
杨玄感随即尽焚屯于黎阳的龙舟水殿，率兵向东都洛阳进发，所向皆捷，自以为天下响应，已稳操胜券。当俘获内史舍人韦福嗣后，遂以其为心腹，于是军旅大事也不专归李密负责了。韦福嗣既非同谋，也非故旧，只是战败被俘，不得已而屈从。所以每次献计，都是模棱两可。后又让韦福嗣拟写檄文，但都被其推托。李密看出韦福嗣有二心，便对杨玄感说：“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矣。请斩谢众，方可安辑。”杨玄感却说：“何至于此！”李密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纳，便对身边的人说：“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如何？吾属今为虏矣”(《隋书·李密列传》)！后杨玄感勒兵西进时，韦福嗣果然逃走。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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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左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因罪降于杨玄感，劝其速速称帝。杨玄感又问计于李密，李密说：“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疏。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已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身先士众，早定关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广也”(《隋书·李密列传》)！杨玄感闻后，笑而纳之。[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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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远在辽东的隋炀帝已率隋军主力回师，命虎贲郎将陈棱进攻据守黎阳的元务本，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侯卫将军屈突通驰援东都。在东莱的来护儿也停止进攻高丽，还师西进，对包围洛阳的杨玄感形成反包围态势。杨玄感军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杨玄感遂再次问计于李密，李密说：“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扬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得绐众”(《隋书·李密列传》)。七月二十日，杨玄感接受了李密、李子雄的人建议，解除了对东都的包围，率军西进，准备夺取关中。但此计被弘谷太守杨智积识破，所以当军队行至弘农宫(在今河南陕县)时，杨智积登上城陴(陴为城上女墙，上有孔穴，可以窥外)漫骂杨玄感。杨玄感果然被激怒，下令围攻弘农宫。李密劝阻道：“公今诈众入西，军事在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隋书·李密列传》)？但杨玄感不从，遂围弘农宫，结果三日未克，这才引军西进。但杨玄感已耽误了最为宝贵的三天时间。当杨玄感军到达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北文乡)时，被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各路隋军追上，杨玄感且战且退，一日内三败。八月初一，杨玄感在皇天原(即董杜原，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列阵与隋军决战，大败，仅率10余骑逃往上洛(今陕西洛南东南)。杨玄感自知大势已去，乃命杨积善将其杀死，起兵遂告失败。[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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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玄感起兵未能***纳李密所献的上、中二策，而是***取“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的下策，在形式大好的前提下，屡次丧失良机，终因长期屯兵坚城之下，被从辽东等地回师的隋军主力镇压。[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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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在混战中逃脱后，与杨玄感从叔杨询相随，隐藏到杨询妻子的家中，不久被其邻居发现告密，李密遂被官军抓捕，囚禁在京兆狱中。当时隋炀帝远在高阳(今河北高阳)，接到捕获李密等重犯的报告后，便令京兆官派使者将李密及其同党押送到高阳。在押解途中，李密对别的囚犯说：“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俎醢。今道中犹可为计，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隋书·李密列传》)？众囚徒都同意他的说法。囚徒有的带着不少黄金，李密让他们拿出来给押送的使者看，并说：“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隋书·李密列传》)。使者收起黄金，痛快地答应了。出关后，官军对囚徒的看守日渐松弛。李密便请求到市上买来酒肉，每天晚上吃喝吵闹竟至通宵达旦，官军竟然不以为意。行至邯郸时，夜宿村中，李密等七人挖穿墙壁趁夜逃走。李密与王仲伯先投奔逃到平原(今山东平原)一带的义军首领郝孝德处，但郝孝德却不以礼相待，又投另一义军首领王薄，王薄对其也不重用。是年山东闹饥荒，李密二人以至削树皮用来充饥。[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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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仲伯偷偷回至天水，李密则来到淮阳(今河南淮阳)，住在村中，改姓名刘智远，当起了私塾先生。几个月间，李密郁郁不得志，便作了一首五言诗，哀叹自己的凄凉处境：“金凤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隋书·李密列传》)。诗成之时，他自己悲从中来，竟至落泪。当时有人感到奇怪，便把此事告于太守赵佗。赵佗遂派人前去抓捕，李密闻风而逃，躲过此劫。李密无处可去，只好躲在他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家里，丘君明不敢收留，便让他藏在游侠王秀才家，王秀才还将女儿嫁于李密。不久，丘君明的从子丘怀义向官府告发，隋炀帝派梁郡通守杨汪相知前去抓捕，汪相知派兵包围了王秀才家，时李密正好外出，因此得以逃脱，而丘君明和王秀才却因此事被杀。[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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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李密投奔翟让领导的瓦岗义军(参见瓦岗农民起义)。翟让是东郡(今河南滑县东南)韦城人，于大业六年底，在瓦岗寨聚(今河南滑县南)众反隋。一起造反的还有同郡人单雄信，济阴郡离狐(今山东菏泽北)人徐世绩等人。起初，瓦岗军在汴水所经的荥阳郡(治今河南郑州)和梁郡(治今河南商丘)边界，夺取公私行舟的货物，杀富济贫，曾多次击败隋军围剿，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成员中以贫苦农民和渔猎手为主。李密来后，其中有人知道李密是杨玄感亡将，暗中劝翟让将李密除掉。李密闻后，心中大惧，李密便通过翟让部将王伯当向翟献计：“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之辽海，和亲绝于突厥，南巡流连，空弃关辅，此实刘、项挺兴之会。足下资豪桀，士马精勇，指罪诛暴，为天下先，杨氏不足亡也”(《新唐书·李密列传》)。翟让闻后，说：“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从此对李密礼遇有加。[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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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逃出来，在众义军中寻访李密，并云“斯人当代隋家”。别人问其故，李玄英说：“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待与李密相遇后，遂委身事之。还有前宋城尉齐郡人房彦藻，自负其才，但却无法施展，因而参与了杨玄感之事。杨玄感失败后，房彦藻隐姓埋名，结果在梁、宋之间，遇到了李密。此时，翟让命李密游说邻近的小股义军，李、房二人以身相随，所至皆附。翟让见李密为豪杰所归，欲从其计，但犹豫未决。[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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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让手下有个叫贾雄的人，通晓阴阳占候，被翟让命为军师，而且言无不用。李密主动与贾雄结下深厚的交情，然后让贾雄暗中助他。时值翟让召贾雄议事，并将李密所言告诉了贾雄，问其是否可行。贾雄说：“吉不可言。”又说：“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无不济。”翟让不解，问道：“如卿言，蒲山公当自立，何来从我？”贾雄回答说：“事有相因。所以来者，将军姓翟，翟者，泽也，蒲非泽不生，故须将军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翟让闻后，深信不疑，从此翟让和李密关系与日俱增。李密得到翟让的信任后，便开始参与议事。[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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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李密在为翟让提出了一个战略***，他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趣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隋书·李密列传》)。时瓦岗军粮食供给不足，仅靠截取隋廷漕运来维持军需。这一***得到了翟让的首肯，翟让依计而行，率军于同月攻破金堤关(今河南荥阳东北)，随即攻下荥阳诸县，进逼荥阳城。隋炀帝命河南道十二郡讨捕大使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其精锐万余前往镇压。另荥阳太守郇王杨庆也率军配合张须陀作战。[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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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须陀曾镇压山东地区多支农民起义军，号称“名将”。翟让多次为其所败，对其甚是忌惮，闻其来，心中大惧，欲率军远避其锋。这时李密便对翟让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隋书·李密列传》)。翟让不得已，只好出战。二十七日，李密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分兵千余人(一说数千人)于大海寺(今河南荥阳东北)北林内设伏。翟让以主力从正面迎敌，张须陀军以方阵进击，翟让率军接战后退。张须陀素来轻视翟让，见义军败退，以为有机可乘，遂率军追击十余里，至大海寺附近，李密伏兵四起骤起，翟让也回军反攻，张须陀兵败。李密又让徐世绩、王伯当将张须陀军合围，经过激战，大败隋军，杀张须陀，其副将贾务本受重伤后率残部5000余溃逃。此战，李密指挥正确，一举歼灭隋军主将，取得了瓦岗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河南郡县为之丧气。瓦岗军随后乘胜攻占军事重镇荥阳城，为夺取粮仓，发展壮大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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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翟让令李密独立设帐统领一部兵马，号薄山公营。李密治军严整，“凡号令士卒，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李密的生活也很俭朴，所得金宝，全部分给部下，所以深得众心。当时翟让对李密说：“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翟让率辎重东归，李密则西行至康城，说下数城，大获资储。翟让大为后悔，也率兵随李密而行。[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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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李密对翟让说：“今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冲幼，留守诸官政令不壹，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暗而无谋。以仆料之，彼非将军之敌。若将军能用仆计，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隋书·李密列传》的记载为：“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猬毛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虽记载有所出入，建议翟让乘虚攻东都。同时，李密还派亲信裴叔方侦察城内的实况，被留守官发觉后，加强守备措施，并且飞快向在江都的隋炀帝报告。此时情况危急，李密又对翟让说：“事势如此，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馀，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翟让说：“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李密、翟让率领精兵7000人，出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越过方山(今河南登封东北)，从罗口(今巩县东南)袭击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北)，一举取得成功，俘县长柴孝和。瓦岗军开仓济贫，任饥民随意去拿，连老人孩子都尽力背粮，几十里道路上一个接一个。[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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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袭击作战成功，获得大批军粮，不仅救济了广大饥民，得到了民众拥护，从政治上广泛发动了穷苦百姓参加义军，迅速壮大了队伍，也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瓦岗军切断了隋廷东都洛阳的重要粮食供应基地，使其失去一个有战略价值的要地，以逸待劳，取得了主动。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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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夺回洛口仓，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命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带领步骑2.5万人征讨瓦岗军。当初，东都的官宦子弟都以为瓦岗军是一群饥不择食的乌合之众，容易攻破，纷纷应募争功。奉诏的官兵衣着整齐，武器精良，军容倒也盛大。刘长恭率兵在前，派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率本部人马从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出发，自虎牢(今荥阳汜水镇)袭击瓦岗军侧后，东西两面夹击瓦岗军，约定十一日在洛口仓城南会战，企图歼灭义军，夺回粮仓，以稳定河南战局。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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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到达作战地域的刘长恭不等裴仁基会师，也不顾士兵还没吃早饭，便驱赶他们渡洛水，一字排开，列阵石子河(今河南巩县东南)西，南北相接十余里。但隋军的作战***，早已被翟让、李密获知。李密选精兵强勇，共分十队，令单雄信、徐世绩、王伯当率四队埋伏在横岭(今河南巩县东)下阻击裴仁基部，派六队列阵石子河东以待刘长恭等。刘长恭见瓦岗军人少，轻视其作战能力。翟让先与隋军接战。正当双方胶着之时，李密率领大队人马横冲敌阵。隋兵又饥又疲，败退逃散。刘长恭等解衣潜逃，保住性命，奔还东都，部属死者十之五六。翟让和李密全部收缴隋军逃弃的辎重器甲，威声大振。裴仁基闻风，惧不敢进，屯兵百花谷(今河南巩县东南)，固垒自守(参见石子河之战)。这一仗使得东都震恐，瓦岗军声威远扬。李密扩展洛口的城围方园四十里，作为长期居留的根据地。其部将房彦藻放出口风说要攻打豫州，吓得东都官兵惶惶不可终日。李密还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云[ARTX.CN]
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进逼东都，烧上春门。[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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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岗军的胜利发展中，李密以他的军事才能，为瓦岗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军中有了很高的威望，于是翟让等就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李密推辞不接受，在众将领一再请求下，李密才同意称公。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建元永平，瓦岗军建立了自己的***。同时建立了***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有差。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各路义军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北洮、胡驴贼等皆归附于瓦岗军。李密全部委以官爵，瓦岗军迅速扩大到数十万人。同时，遣将四出掠地，安陆(今属湖北)、汝南(今河南汝阳)、淮安(今河南泌阳)、济阳(今山东曹县)诸郡相继多为瓦岗军所控制。 [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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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李密以白山(今山东附近)人孟让为总管、齐郡公。孟让乘夜率步骑2000入东都外城，烧掠丰都市而回。于是东京居民皆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不久，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以城降于李密，李密以柴孝和为护军，郑颋为右长史。随即武贲郎将裴仁基也以虎牢降于密，李密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李密遂遣裴仁基、孟让率2万余人袭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市隋洛阳故城北七里)，烧东都天津桥，继而放纵兵士大肆抢掠。隋军乘机而出，大败裴仁基，裴仁基只得退保巩县。李密亲自率兵攻打偃师(今河南偃师东)、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失利后撤回洛口。当时，隋廷东都守军多达20余万，城防十分坚固。李密率3万义军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隋光禄大夫段达等出兵7万拒战，双方在回洛仓北交战，段达等败走。[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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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李密发布檄文，列举炀帝十大罪状，号召民众推翻暴君，天下为之震动。原文如下：[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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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气肇辟，厥初生人，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羲、农、轩、顼之后，尧、舜、禹、汤之君，靡不祗畏上玄，爱育黔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惧。故一物失所，若纳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谦德轸于责躬，忧劳切于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穷于丹穴，莫不鼓腹击壤，凿井耕田，治致升平，驱之仁寿。是以爱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国多年，祚延长世。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ARTX.CN]
[ARTX.CN]
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胠箧以取神器。及缵承负扆，狼虎其心，始曀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难容，人神嗟愤！州吁安忍，阏伯日寻，剑阁所以怀凶，晋阳所以兴乱，甸人为罄，*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阐其钦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复隳坏盘石，剿绝维城，唇亡齿寒，宁止虞、虢？欲其长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ARTX.CN]
[ARTX.CN]
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敤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衵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无复纲纪。其罪二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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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章百姓，一日万机，未晓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贵于尺壁，光武不隔于支体，以是忧勤，深虑幽枉。而荒湎于酒，俾昼作夜，式号且呼，甘嗜声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谒罕见其身，群臣希睹其面，断决自此不行，敷奏于是停拥。中山千日之饮，酩酊无名；襄阳三雅之杯，留连讵比？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要逆旅。殷辛之谴为小，汉灵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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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栋下宇，著在《易》爻；茅茨***椽，陈诸史籍。圣人本意，惟避风雨，讵待朱玉之华，宁须绨锦之丽！故璇室崇构，商辛以之灭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蔽亏日月，隔阂寒暑。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使鬼尚难为之，劳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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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田所彻，不过十亩；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无藏于府。而科税繁猥，不知纪极；猛火屡烧，漏卮难满。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西蜀王孙之室，翻同原宪之贫；东海糜竺之家，俄成邓通之鬼。其罪五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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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载，周则一纪。本欲亲问疾苦，观省风谣，乃复广积薪刍，多备饔饩。年年历览，处处登临，从臣疲弊，供顿辛苦。飘风冻雨，聊窃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穷。宴西母而歌云，浮东海而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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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水之东，朝鲜之地，《禹贡》以为荒服，周王弃而不臣，示以羁縻，达其声教，苟欲爱人，非求拓土。又强弩末矢，理无穿于鲁缟；冲风余力，讵能动于鸿毛？石田得而无堪，鸡肋啖而何用？而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不思长策。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遂令亿兆夷人，只轮莫返。夫差丧国，实为黄池之盟；苻坚灭身，良由寿春之役。欲捕鸣蝉于前，不知挟弹在后。复矢相顾，髽而成行，义夫切齿，壮士扼腕。其罪七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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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启沃，王臣匪躬，惟木从绳，若金须砺。唐尧建鼓，思闻献替之言；夏禹悬鞀，时听箴规之美。而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仆射、齐国公高颖，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细柳功臣，暂吐良药之言，翻加属镂之赐。龙逢无罪，便遭夏癸之诛；王子何辜？滥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苍天而敢欺，不悟国之将亡，不知死之将至。其罪八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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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官分职，贵在铨衡；察狱问刑，无闻贩鬻。而钱神起论，铜臭为公，梁冀受黄金之蛇，孟佗荐蒲萄之酒。遂使彝伦攸篸，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积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钱不如，伤赵壹之赋。其罪九也。[ART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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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尼有言，无信不立，用命赏祖，义岂食言？自昏主嗣位，每岁行幸，南北巡狩，东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跸，东都守固，阌乡野战，雁门解围。自外征夫，不可胜纪。既立功
孔子说：“人的本性差不多，习性相差很大。”意思是说人情感（喜欢或厌恶）的本质相同，但是人的情感被改变、熏陶的途径不一样。严格遵守意志行为就不会越轨，牵挂事物思想就会变动。所以圣人引导人们调理性情，约束放纵的行为，谨慎交友，节制偏好，虽然人的情感品性有万种区别，特性、知识各自不同，对于熏陶事物，形成习俗来说，是一样的道理。国家将亡的时候人心分离，帝王之道衰败残破，还仍然要用仁政规范自己，凭借义举成就事业。举止合乎情理，就身正气壮；一句话违背了情理，就不会被尊重得不到信任。大概从前圣人遗留的思想，有值得我们追求学习的地方。
统治者对人民的恩德减弱以后，奸邪狡诈的人就会出现。强大的因为决战胜利称雄，弱小的因为狡诈拙劣的人遭受委屈迫害。竟然有的出了半个主意就能得到万金的赏赐，被***纳了一个主张就能得到富贵高职。有的平民身份却能当上官职，脱去破草衣升任大臣宰相。读书人掩饰虚浮夸夸而谈，只要能炫耀才能获得名利的机会，不用约定就会像影子一样蜂拥而至了。人们从此喜好争斗，根据时代不同随之改变立场气节，这种风气不能忍受，这种害处不能消除（积弊难返）。
到了汉高祖仗剑起事，武夫们勃然兴起，法律宽松，礼节简陋，继承了战国四君子遗留的风格，***都怀有欺凌上级的思想，轻视死亡，注重义气，恩、仇必报。私家就能发号施令，权力旁落到匹夫庸人手里，任意侠勇的行为，形成了风气。从汉武帝以后，推崇儒学，满腹经纶，胸藏治国之道，一旦见解不合，发生误会，以至于有了学术派别、党同伐异（偏袒同自己意见的一样的人，攻击同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的说法，读书做学问的人，一时非常繁盛。到了王莽专专权，最后篡夺了王位，忠义之士，耻于做官，于是抛弃了荣华富贵，宁愿贫穷饥饿。虽然经过光武中兴，恢复了汉朝刘氏的通知地位，但是洁身自好的行为，争相效仿，远离朝廷的风气，当时很严重。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君主无道政治荒唐，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宦官阉人，读书人耻于和他们为伍，所以人民愤怒，读书人横加非议，于是激昂陈词，互相攻击，品评大臣，评价执政者（是否称职），倔强刚直的风气，从此盛行了。
上面好则下面必然更好，矫正弯曲让它挺直一定会过头，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些人，心灵纯洁忌恶如仇，最后被诬陷结党谋私，不就是这样吗？
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敦）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 “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本来对于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此文初稿于2003年，有三万余字，最近发表在《中国儒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此文第一部分讲“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第二部分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第三部分讲 “范仲淹与儒学复兴”。后一部分曾以《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当然，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仍是可以讨论的，但若弃置这种讨论于不顾，只是单方面地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则这种评价只是偏学而已。如果对新学和理学都予以高度评价，同等观之，两无轩轾，那么这也只是回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写《“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的过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广的列宁对王安石的评价，即“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我特意对此作了考证，先是作为此文的一个注释，后因文字太长而单独成篇，即发表于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的《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我认为，那篇文章已经考证清楚了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此不能作详述，概括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是因为庆历新政是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 >——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是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为一个***想敌的，而范仲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儿子范纯仁那样加入“旧党”。这并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作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奉劝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他在临终给仁宗上的《遗表》中也痛陈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同上书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 为急务，实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评的“以浅末为急务”，违背了范仲淹的“进贤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张发展农、工、商，他所谓“抑末”是指 “革滥赏，省冗官”和“减徭役”等等，参见其所作《四民诗》和《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书长达万言，但以往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书中的一段话，即：“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这段话是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言事书》的精神是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是与庆历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于嘉佑八年（1063）逝世，继立者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继位。熙宁元年（1068）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后的熙宁变法实就是禀承了神宗的这个旨意，但这个旨意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同，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此时，他所谓“择术”就是希望神宗“以尧舜为法”（同上）。在此后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他先列举了科举和吏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讲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财”的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发生争论，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时，神宗口头上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但心中已属意于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神宗问：“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同上）此时，王安石已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引起政争和以后激烈党争的是在同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这两部“理财”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以及苏辙、苏轼、程颢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都与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转向至此而完成。对于这一转向，吕中评论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王夫之评论说：“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涖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论》卷六）吕中的评论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并非王安石的先隐后彰，而是王安石逐渐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严格地说，熙宁变法应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以后，神宗在元丰年间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丰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宁变法又称“熙丰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经济或“解放生产力”为急务，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若其重视农田、水利，则已早见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参见其“厚农桑”条的“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程颢等也曾参加了熙宁二年的视察农田、水利等，这是不会引起朝臣的争论以至党争的。
引起争论的是均输法和青苗法。所谓“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制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8年版，第145-147页）。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就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 “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 “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宋史?司马光传》）韩琦也谏止青苗法，说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评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不问民之贫富”而强行“抑配”（摊派）的情况，又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这样下去会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司马温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并告诫王安石，“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书卷六十）。司马光的告诫后来还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应验了，《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荆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宋史?吕惠卿传》也记：“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所谓 “辅臣不同心”，就是当时的新法引起政争；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举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晓财利之人”，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参见《程氏文集》卷一《谏新法疏》）。当时，二程和张载等人主张“复井田”，这是一种带有均田或土地国有性质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革方案，说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说他们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其对王安石变法的误解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思想上有主张“土地国有”因素的并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以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这从他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 “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国体”来说，“正义”显然不在新党方面。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义》来为“理财”作合理性辩护时，那也是徒劳的。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用不足”和士风不正、吏治***。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来，“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他认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须首先“举县令，择郡守”，“慎选举，敦教育”，这样才可以解决“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问题（参见《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言事书》中所说，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新法之名而***，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就是说，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理财”和任贤授能、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也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熙宁变法在“理财”方面，特别是它也曾颁布了“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并非没有成效，这在邓广铭先生书的“为天下理财的成效”一节已有较充分的表述（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页）。但从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效果或“实践标准”（参见同上书第9页）来考虑，我认为仍不能对它作出积极肯定的评价。
首先，把熙宁变法的反对派都说成是“保守派”，把“新党”与“旧党”之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参见同上书第314页），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带有“阶级之间斗争”色彩的简单判断，那么熙宁年间的“辅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其次，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是程颢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也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五）此次党争之害，是在熙、丰年间旧党全被贬逐，而其遗祸则是在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尽力排除新党；哲宗亲政后，新党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后执政，把旧党全都打入元佑党案；而元佑党案又为南宋的庆元党案开了先河，这两次党案乃“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宋元学案?元佑党案》）。从熙宁党争到元佑党案，新、旧党“亦须两分其罪可也”，但新党的责任毕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评价的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刚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义观点”，但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辅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势下，此“三不足”说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如在广开言路方面，吕中评论说：“熙宁之初，言者何多；熙宁四年以后，言者何少。当（熙宁）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犹有争新法之风……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远’之说，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气塞矣。”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亦载有：“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仍认为“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
最后，也是我最遗憾的一点是，熙宁变法从反面***了道学的发展，而道学的历史局限性又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发展。例如，范仲淹在《遗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见“人欲”在那时候是个积极肯定的词汇，但后来道学家针对熙宁变法和“君心之非”，严格地分辨王霸、义利、理欲，以致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竟然成为一个普遍的教条。再如，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除了重视“明体”“经义”之外，也是重视“达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如此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熙宁变法以后，党争日烈，道学家更重视王霸、义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为根本或前提（参见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学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已只重视“明人伦”，而没有“治事”之斋了。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变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头会箕敛”的含义是形容赋税繁重苛刻。
头会箕敛解释：
释义：按人头计征人头税。
出处：《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头会箕敛，以供军费。”
译文：按人头计征人头税，用作军费支出。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赋税繁重苛刻。
扩展资料
“头会箕敛”的近义词—头会箕赋：
释义：按人数征税，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
出处：《淮南子·氾论训》：“头会箕赋。”
译文：按人数征税，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赋税繁重。
秦 始 皇
（公元而259年～公元前210年）
古往今来,对秦始皇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评论:一是借秦始皇来表达某种政治见解或主张,这可叫作史政论.史政论不属历史科学,但从性质上讲,即有革命与之分.一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评价.
"四人帮"评论秦始皇是典型的的史政论,谬论百出,荒诞不经.然而他们却凭借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使这股妖风一度弥漫整个思想界,冒充研究历史,控制了史坛,取消了人们把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权力.我们这篇文章,旨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秦始皇作一番自由的,实事求是的讨论.
一,关于秦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问题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的王朝,秦始皇又是这个王朝的"始皇帝",因些如何看待秦统一的主要原因,是把秦始皇置于什么基础之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关于秦朝统一的原因,人们曾经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进行过探讨.但对秦朝统一的主要原因,大家的看法却很不一致.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见解是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来,秦始皇的形象就顿时高大起来了.
果***们有美好的愿望,就必定会得到甜蜜的果子吗 人们要求什么,社会之神就一定恩赐什么吗 事实证明,历史并不是这样.严格地说,历史不是按照人们的愿望前进的.在阶级社会里,像人们所占物质资料的差异悬殊一样,人们的愿望也极不一样.究竟按谁的愿望走 即使说人们都希望统一,那么到底由谁来统一呢 单单为争统一本身就会引起一场殊死的搏斗.退一步讲,在当时情况下就是有统一的愿望,要求,也只能处于自发的和分散的状态.这种自发的分散的愿望和要求,不通过一定的形式集中起来,在任何重大的历史变动中都不可能起什么重大作用.就事实而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民有过什么为争取统一而联合起来的实际行动;恰恰相反,在战国的史籍中,到处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厌战,避战,逃战等等反对兼并战争的事实.因此,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顺应了人民的要求,愿望等等,只不过是一种推想罢了.至于说秦始皇统一是为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更是令人难于信服.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岂不是说地主阶级已经进入自觉地,有***地,有目的地从事创造历史的自由王国!很显然,这种把秦始皇现代化的做作,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究竟什么是秦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呢 我们认为,这只能从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
西周奴隶制时代,土地所有权与分封制相联系,表现为奴隶主阶级的多极占有,而周天子拥有实际上或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西周松散的统一的基础.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式微了,也失去了土地最高所有者的资格,诸侯以及卿大夫们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此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打红了眼,正像楚子反所说:"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争夺之激烈,竟至"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的地步.郑攻陈,陈告郑于晋(晋为霸主),晋责问郑:"何故侵小 "郑反驳说:"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几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把晋问得无言答对.大国吞并小国就是这一运动最明显的结果.据历史记载,齐灭掉三十五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四十余国和一些部落,晋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秦益国二十,开地千里.诸侯对以周天子为轴心的统一来说是分裂割据,而各诸侯国灭掉许多小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是地区性的统一.春秋初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兼并和伴随着地主阶级夺权,形成了七个大国,大国中间还夹存着十几个小国.这些诸侯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不仅占有众多的土地,而且对全部土地拥有最高支配权.诸侯们把多数的土地通过授田制分配给农民耕种;一部分分封给亲戚功臣,形成封建的多极所有.还有一部分赏赐给功臣,武卒,这部分逐渐变成个人的私产.所以在当时的土地运转中,诸侯(封建国家)处于枢纽的地位.土地和人民既是国君财政的渊薮,又是用来进行政治活动,调动臣民为自己所用的
资本.正如韩非所说:"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管子》也有类似记载:"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土地既是财源,又是换取臣民力量的交换物,所以诸侯视地为宝,"地者,人主所甚爱也".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对君主来说,为臣的责任就是要"尽力竭智,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所以,"尊主,广地,强兵",这三者就像连环套一样循环不已.战国时期犹如飞轮转动式的战争,都是围绕着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的,强者如果不把弱者吞并掉是决不罢休的.当时的君主及一些思想家和游说之士曾不断谈到统一问题,用他们语言来说,叫作"霸王","霸王之业","帝","一天下","定于一","天子","兼天下","尽亡天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跨海内制诸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天下为一"等等.这些不同的称呼反映着一个问题:各诸侯争为天下之主.诸侯们争吞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呢 除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
秦始皇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在这同样的轨道上都跑得快.顿弱说:"皇帝,即以天下恭养."战国末年其他说客们也都很明白,秦"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尉缭甚至在秦国也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在统一以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些话同统一前别人对他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经济上的兼并运动决定着统一,这在战国各国君主那里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完成统一,而东方六国国王们统一的美梦却破灭了呢 这仍然需要从秦内部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原因.我们认为,秦能够统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严格地按照军功爵和公爵进行赏罚,是诸种因素的基础.秦自商鞅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军功爵制度,使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这种多等级制吸引着每一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这正如荀卿所说:"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地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习惯)之以庆赏, (制裁)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秦的统治者是怎样利用土地,租税,爵位等等调动臣民的战斗力,"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田"的.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并吞诸侯的秘密基础.
既然秦的封建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封建经济运动的产物,因此统一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特别是便于君主对农民的掠夺与压迫.在农民未联合起来以前,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越强大,就愈有利于地主阶级宰割那些分散的个体的农民,这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的最本质的一般表现.
从我国历史上看,封建统一所直接继承的历史条件,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长期的封建割据与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二是在民族***分立的基础上,互相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三是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前王朝,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之后,由地主阶级再建的封建统一.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对统一后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秦的统一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这种统一所形成的过程,一般地说,没有削弱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反,是在地主阶级势力竞争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统一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往往表现得更为残暴和肆无忌惮.秦统一后,秦始皇所做所为就是最好的说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功是卓著的,但认为秦始皇统一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观点,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所实行的政策,从本质上与主流看,是他争取统一过程中实行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且看秦统一后的事实是怎样反驳上述观点的吧.
二,从社会实际效果来检验秦始皇政策,措施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实行了一系列与这种统一相辅相成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与此同时,北征匈奴,筑长城,南戍五岭,五次巡游等等,显赫的***排满了秦始皇的日程表.
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讲堂上,几乎众口一词,无不称赞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认为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但是人们常常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赫赫的秦朝何以短祚 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表现在哪里 秦始皇既然作了那么多顺应历史发展的事业,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农民,而死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这风云突变,如何解释 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分析秦始皇的政策与活动呢
我们认为,评论历史上一种政策,措施及其制定者的功过时,主要应根据当时的历史实践进行综合考察.
应该说,秦始皇所***取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然而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使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作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愤怒的声浪中呢 这就说明,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如果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任凭错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
车同轨,修驰道,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照理讲应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秦始皇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严密的队伍组织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奉行比重农抑商更为严峻的"除末"政策,谪发贾人戍边,压制商业,使驰道不是通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而主要成为秦始皇吸吮人民血汗的大动脉和调兵遣将,运输军需,押送囚徒的干道.
"书同文字",这无论如何评价,它本身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文字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内容却要广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为师"的政策,要人们只学法律,这就不是发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书同文变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专制的工具.
"使黔首自实田","上农"政策和徙民垦荒等,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应有积极意义,但秦始皇却滥用民力,头会箕敛,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坏.
"焚书""坑儒",十几年来几乎都说是秦始皇反复古,***,坚持改革,维护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评价更高者则认为是一次具有反复辟性质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还是对事情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一番考察吧.
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没料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建议应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以防大臣篡权,警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付诸实行.
就李斯提倡"师今",反对淳于越"师古"而论,无疑是对的.但考察一下***的全部就会发现,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从焚书内容看,把非秦纪的史书和"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显然过了头.那种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把百家争鸣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家主张统一,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主张统一 淳于越的建议尽管迂腐,其心还是向着秦始皇的."统一"不应是"统死",特别在思想上更不能"统死".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当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该让臣下七嘴八舌,寻求对策.可是焚书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的能力.秦朝只好沿着秦始皇那些极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书"决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关于"坑儒",我们许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书"的继续或镇压之举.为了分析这一历史公案,不妨把"招祸"那段文字摘引出来,弄个水落石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畏,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书"的继续.从卢生,侯生的议论看,与"焚书"***无关.相反,他们是在焚书之后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接着便讲如何器重方术之士等等.事情是这样的乖戾,受青睐的方土也起来批评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结果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一并拿来问罪,很显然,儒生是被株连受冤的.
其次,就***的性质而论,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是荒唐的,而他们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吗 如果秦始皇能够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杀了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试问,有权的迷信家杀掉无权的迷信家能算是革命家吗 再则,就其内容来讲,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批评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没有言过其实的诬罔谩骂之语.而秦始皇却以"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为借口,搞了一场"坑儒"奇案.从社会效果看,如果坑儒之后带来了文化的新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评价秦始皇的这一粗暴行为.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以反复古为名走到了极端的文化专制,一怒之下又杀了那么多人,这难道能称得起是革命吗
综上所述,秦始皇所***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单项推论,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却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或起点不误,落脚点却走到了起点的反面.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能够进行起码的正常的生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悼文中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想从事任何其他活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始皇恰恰从总体上无情地破坏了这样的基础.他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战后秦朝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古长城,如龙腾蛇伏,绵延万里,巍巍壮观.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仍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然而,这却又是秦始皇不顾"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谬"的现实,不顾百姓之急,不养老存孤,一意"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的罪证."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呕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唐人杜牧的这篇名作《阿房宫赋》,自然带有艺术的夸张.但为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动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那是司马迁清清楚楚写在《史记》中的.新近发掘出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浩大的规模,威武的气派,也足证史记之不误,杜牧之合理.始皇二十八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
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树以青松,坦坦荡荡,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设施了.然而这又耗费了多少民力!另外,"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又耗费多少的民力!还有戍五岭,击匈奴,又是百万之众.
不论上述这些工程,活动的性质如何,是它们的总和把人民淹没在大规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试想,一个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朝代,无论怎样用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某项事业有什么伟大意义来为它辩解,它也是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 后,动辄得咎.我们一触及秦代的历史材料,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来.刑徙,隐宫者,黥首者,被谪者,各种各样的"罪人",无处不有,无时不见,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范阳令"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范阳令这种人物的出现,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结果.
就这样,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的恐怖世界,这哪里还谈得上去贯彻推行那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呢
宫廷的狂欢作乐遮盖不住挣扎在死亡线上千百万人民的***;周青臣之流的颂扬遮盖不住众生的愤怒!面对着"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惨景,纵然用玫瑰的颜色来描绘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时,我们还应当充分估计到秦末农民提出的"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意义.
"苦秦久矣"这个"久"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认为,秦始皇统治时期,"黔首安宁","黔首是富",老百姓像生活在天堂里,根本无苦,苦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才出现的.这显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
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也觉得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劳大,把这个"苦"字算到秦始皇的头上,似乎感到有点与心不忍;如果把它从秦始皇账上一笔抹掉,又感到是严重地歪曲历史,于是乎就***取了一种轻重笔法,把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农民之苦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到秦二世和赵高时期就尽量说重.这种好心,当然也不能准确地解释历史.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过:"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筈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的偏见我们暂且不论,但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只能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苦久"的大爆发.
陈胜,刘邦关于"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口号的提出,能使我们从阶级斗争的总和中去认识秦始皇的统治,去更深刻地分析秦始皇各项政策,措施的实际意义.
我们这样来分析秦始皇的政策,措施,是不是要全部否定呢 当然不是.我们评价历史,不仅要从当时历史的总和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历史的总过程来考察.秦始皇的一些举动,尽管使一些好的政策,措施失去了影响当时社会的机会,但这些好的政策,措施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秦始皇的某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客观过程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之树所结的果实是不会因为秦朝的灭亡而消失的.只要这种历史必然性还在起作用,秦始皇的某些政策,措施就会作为历史遗产而影响后世和启发来者的头脑.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由于是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尽管被秦末农民起义及以后的农民起义多次打乱,但封建统治者一旦得势,总是千方百计把它恢复和健全起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经济文化交往的工具和经济文化发展所要求,所以这些措施便作为历史遗产为后来的人们所继承和应用.长城在以后民族斗争中,作为防御工事还起过作用.戍五岭是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要的历史一环.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不是秦始皇的政策,措施原生形态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基础上,作为历史的因素起作用.
总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活动,有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则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后者力量大于前者,破坏了推行那些正确政策,措施的社会基础,造成那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峻形势,对此秦始皇是要负责的.
在以往的著述中,几乎总是说秦的统一有利经济文化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等等.这种把统一说成是绝对好的观点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在阶级社会里,统一总是同一定的政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的统一比封建的战乱有可能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封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也可能为统治者胡作非为,阻碍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一同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逻辑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比扰扰嚷嚷的战国是个进步,但统一之后,由于秦始皇统得过死,凭借极权强行搞了那么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超越当时人民负担能力的活动,反而窒息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农民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因此,对统一要进行具体分析.
三,从英雄到孤家寡人
秦王朝从胜利到走向灭亡的历史,也就是秦始皇从英雄转变成孤家寡人的历史.对于秦始皇的这种转变,要从历史客观现实的变化和他本人品质的结合上来说明.
秦始皇是个幸远儿,他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这里我们先引几段当时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长平之战后,国子劝齐合纵抗秦时说道:"秦伐魏取安邑,伐赵取晋阳,伐楚取鄢郢矣.逼三国之君,兼二周之地,举韩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赵魏,疏中国,封卫之东野,兼魏之河南,绝赵之东阳,则赵魏亦危矣."
一说客对韩王说:"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地;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
李斯入秦后,第一次与秦王政谈话也说到:"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统一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已为人们的目力所及了.但是,秦对东方六国战争的艰难性所造成的严酷的现实,使那些与上述论调持相反态度的游说之士,仍有活动的场所.例如,秦王政十年,齐王建入秦称臣,就遭到即墨大夫的反对,主张联合三晋及楚,"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即使在秦灭亡六国的前夕,顿弱在向秦王政献离间六国之计时也还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事实上,东方六国也常常在重大战役上战胜秦军,使秦始终不敢等闲视之.例如,魏安厘王三十年,即秦王政即位的前一年,无忌回到魏国,率领五国兵攻秦,大败秦军于河外,秦大将蒙骜退走.秦王政即位的第六年,韩,赵,魏,卫,楚共击秦,取寿陵.赵王迁三年,即秦王政十四年,赵国大将李牧在肥垒(今河北藁城一带)大败秦军;第二年,李牧又打败秦军于番吾(今河北灵寿县南).至于秦始皇对楚国的战争,就更加艰苦.
你看,果子已经成熟了,然而想摘取它又是这样的艰难.这就说明,秦始皇必须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方能争取战争上胜利.否则,稍有大意,就会招致失败,甚至前功尽弃.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而恰恰是这种不时有漩涡出现的历史潮流,成为造就秦始皇这个英雄人物的基础.
人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那么是什么样的时势才能造英雄呢 一般地说,要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即宜人之势和逼人之势.秦始皇善于在这样的风浪中游泳,他在宜人的形势中善***其"宜",在逼人的形势下善克其"逼",表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品格.
第一,他敢于作出灭亡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秦始皇面临着两种抉择:有人建议他勿灭六国,免盛极而败;有的则建议他一鼓作气,统一天下.他自己也提出过"山东之建国,可兼与"的疑问.历史上常常有成熟的时机而被决策人物放走的事例,造成历史性的错误,人们为此而长叹.例如长平之战后,秦本可以一举而灭赵,白起就曾这样主张过,但是由于秦昭王的犹豫,这个时机悄悄从秦国那些达官贵人们的身旁溜走了.秦始皇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像李斯所说的那样:"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我们决不能把李斯的话视为危言耸听之论,因为当时的确是胜负未卜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决策地位的人物决而不决或决而不当,常会使历史走一段或长或短的曲折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秦始皇在进行统一这个问题上英明果断,当决而决,正表现了他的雄才
大略.
第二,军事进攻与政治上的分化瓦解配合得巧妙得当.我们纵观秦灭六国的过程,秦始皇***取了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的方针,在执行中又及时抓住可乘之机.灵活机动地变通主攻方向,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两者结合,得心应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第三,善于和敢于竭尽全力进行决战.秦灭韩,赵,魏,燕,有过艰苦的战斗,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秦军是一种势如破竹的格局.可是在秦楚战场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秦始皇在灭掉韩,赵,魏,燕之后,想一口吞下楚国
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下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杨广是哪个朝代的，欢迎大家浏览。
杨广是哪个朝代的
隋朝
杨广在文化上的举措：
开创科举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
大业二年（5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5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5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
但对此观点，学界存有争议。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学者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根据隋文帝、隋炀帝的诏书，隋朝仍然是让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人，没有允许平民“投牒自进”参加，并不具备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反而在实质上仍然是察举制，在实质上与汉朝的察举制一样。
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实行的实质却仍然是察举制，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金铮 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
藏书事业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5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杨广的历史评价：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骈文
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南北朝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为优秀的骈文。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运为最后一个作家。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恒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一）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
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讨论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是骈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吴佩珠的《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郑力戎的《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复的《以诗入赋和以骈入赋》（《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吴新雷的《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于景祥的《〈红楼梦〉与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年第1期）、张思齐的《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吴在庆的《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宁德师专学报》19***年第1期）、于景祥的《骈散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张璞的《骈文与桐城派》（《柳州师专学报》19***年第1期）等论文有集中的论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骈散关系。骈文的存在对其它文体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课题可做，比如骈文对唐***、敦煌变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戏曲等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去探讨。
（三）骈文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
对骈文史的研究是骈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骈文的产生、发展、兴衰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评价骈文的发展流变，是骈文学研究仍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对骈文的否定就是从对骈文发生、发展的不正确认识开始的。谢国荣的《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讨了骈文的起源和产生问题。钟涛的《骈文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字文化》19***年第2期）则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骈文的起源。讨论骈文的形成的论文还有于景祥的《论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柳州师专学报》19***年第2期），它们讨论了骈文的形成时期及其文化背景，从各个角度探讨并说明了骈文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朝末年开始，有一种文体逐渐形成，到南北朝的时候，逐渐成熟，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种文体，就是骈文pián wén。为什么叫骈文呢？骈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两马并驾，后来引申出了并列、对偶的意思。这样，咱们就明白了，骈文里面，讲究的就是用对偶句，而且以四字六字与四字六字相对，所以，它就又有了个名字：四六文。这种文体讲究声律的调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故，看起来非常的华美，读起来又朗朗上口，很有韵律。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时候，受到了很多限制。
咱们读一下名篇《哀江南赋》的片段，来感受一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籓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
跟它相反的一种文体，就是散文。散文的代表，咱们之前说过，像《史记》里的文章啊，像诸子百家的文章啊，都是散文。散文的特色，是文字质朴自由，句子有长有短，不受格式的约束，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这可惜，随着骈文的兴起，散文受到的重视越来越少，人们在写文章时，追求的都是华丽的辞藻，和谐的音律等表面的东西，文章的实际意义越来越少。这时候，就有人觉得不能忍受了，要改变这种文风，他们发起了古文运动，提倡学习先秦时期的古文，提倡文以载道（文章要蕴含道理，要有意义。）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字退之。愈是超过的意思。超过了就要退回来。这就是古人起名字的智慧。因为韩愈自称自己是昌黎人，所以后来人们也叫他韩昌黎。他死后朝廷给的谥号是“文”，于是韩文公的叫法就又出现了。
韩愈是个苦孩子。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好在他有个哥哥，还能够抚养他。可惜啊，他的哥哥年纪轻轻也死了，年少的韩愈只好跟着嫂子相依为命。好在韩愈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努力学习，从来不让嫂子担心。24岁的时候，韩愈考中的进士，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可是啊，他的脾气很直，肚子里憋不住话，该说的会说，不该说的也要说。有一次，一个地方发生了旱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朝廷也不救济百姓，所以韩愈就给皇上提建议，你想啊，这不是打皇上的脸吗？所以皇上一怒之下，就贬了韩愈的官，让他去做阳山令。在阳山，韩愈认真工作，爱民如子。很快就让当地有了很大的起色，老百姓都很爱这个韩大人，甚至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爱韩啊，钦韩啊之类的。由于韩愈政绩突出，很快，他又回到了朝廷来做官。可是没多久，事情又来了。当时的皇上啊，很信佛，所以，他想迎接佛骨舍利来供养。什么是佛骨舍利呢？据说啊，佛祖释迦牟尼去世后，按照佛教的规定，进行了火化。等到烧完了之后，留下了很多东西，有的是五颜六色的珠子，人们叫他舍利子，还有洁白如玉的佛指骨，也有颜色有点黑的佛顶骨，也被叫做舍利。这些舍利，对佛***来讲，都是神圣的。当时的皇上想要迎接的，就是佛祖的佛指舍利。到现在，还供奉在法门寺里。
佛指骨舍利。韩愈因为反对皇上迎接它而被贬官。
韩愈是不信佛的，所以他看到皇上大张旗鼓地做这些法事，认为是不恰当的，是不对的，就写了一篇《谏佛骨表》给皇上，说佛教本来就是外国的东西，不应该过分地尊崇，反对迎接佛骨舍利。皇上看到之后，就又怒了，心想：“好你个韩愈啊，刚刚让你回来没多久，你又跟个苍蝇一样在老子耳朵边上嗡嗡嗡，干脆，你还是给我滚远点吧。”于是一声令下，韩愈就被贬官到潮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的一个地方。那时候的广东，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啊，不仅经济不发达，简直可以说是蛮荒之地，瘴疠横行，去了之后随时都有死的危险。所以啊，当他的侄孙韩湘来看他的时候，韩愈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说自己就是写了个建议，就让皇上给贬到离京城八千里地的潮州去了，自己就是想做个好事，这把老骨头也就不爱惜了。你现在来看我，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要给我收尸了啊！你知道这韩湘是谁吗？据说，就是八仙过海里的那个韩湘子。韩愈到了潮州以后，还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时候潮州有很多的鳄鱼，这些鳄鱼经常伤害百姓的牛羊等牲畜，甚至有时候还吃人。韩愈就想为民除害。不过，他的方法很奇怪，不用刀枪不用士兵，用的是一篇文章。韩愈准备了一只羊，一头猪扔到了鳄鱼在的水里，然后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在湖边念。大意是说你们这些害人精和我韩刺史住在一起是不对的，你们啊，应该搬到海里去，我给你们三天时间搬走，三天不能，就五天，反正最多七天。给我乖乖搬走，如果到时候不搬的话，老子就派人宰了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啊。
你觉得鳄鱼听得懂人话吗？会按照韩愈的意思办吗？哎，你还别不信，这些鳄鱼们还真的害怕了。据说，当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等第二天人们去看的时候，鳄鱼们就都搬走了。
好了，咱们还是来说说韩愈在文学上的成就。韩愈也是个诗人，不过韩愈写诗，不走寻常路，追求的是险怪。讲究的是意象奇特。当然了，这样的诗歌，读起来就不容易懂，咱们也不去追究了。***的是，他也有一些诗歌，是正常的。他的代表作品，除了上面的那首，还有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其他的有名的句子，咱们也要记住两个。比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又比如：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前面咱们说了，韩愈带头发起了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所以，他的成就最大的方面还是古文的写作。代表作有《马说》、《进学解》、《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其中的《马说》，咱们来读一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呜呼！其真邪？其真不知马也！
韩愈的这篇文章用马做了个比喻，看起来说的是马的问题，其实谈的是人才问题（千里马很多时候是人才的代称），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不重视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其中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千多年来更是一直被人们提起。
跟韩愈一起领导古文运动的，是柳宗元。这个人咱们比较熟悉的是他的一首诗歌《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还有他的另一首《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其实他最大的成就，也是古文。柳宗元字子厚。因为是河东人，所以称为河东先生，或者柳河东。他曾经在偏远的柳州担任刺史，所以称为柳柳州。咱们刚刚说了，他和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两个人合称“韩柳”。在柳宗元的人生中，也过得并不顺利，他参加了当时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改革运动，失败后被贬官到蛮荒的广西地区，担任过永州司马、柳州刺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幸，给柳宗元在文学上带来了***。他的大部分有影响力的诗文，都是在被贬官的时候写的。比如咱们以后课本中要学的《黔之驴》、《小石潭记》、《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有两种类型的文章最好，就是寓言和游记。咱们读个《小石潭记》来感受下：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用两百多个字，用朴实的寓言描写了小石潭优美的景色，抒发了自己在被贬官之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
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开始慢慢地兴盛起来。到了宋朝，随着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的出现，咱们古代文章的写作，终于回到了正道。这八个人，就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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