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谁也想不到又一个考验苏轼的日子就这样悄然而至。
宣仁后垂帘后，新党的蔡确被罢宰相，出知陈州。次年，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的时候，他信笔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抒发游览的闲情。诗却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与蔡确有隙。得到蔡确的诗他如获至宝，立刻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竟将贤德的宣仁后比做武则天，真的是大逆不道。
旧党官员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宣仁后怒不可遏，要将蔡确远贬新州。新州地处岭南，路途遥远，气候恶劣，被贬于此，等同于被判***。北宋此前还没有士大夫被贬岭南的先例。旧党的吕大防和刘挚也觉此举太过，就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而宣仁后却心意已决，竟然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身在旧党的范纯仁（范文正公次子）秉持正义，目光深远，向宣仁后力陈:
“ 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
我大宋治政宜宽，不能够因为文字的暧昧不明就诛杀或者流放大臣。现在的举措应该为将来效法，把大臣远贬岭南绝不能从现在开始。以过重的刑罚来除恶，就如同用猛药治病，过犹不及啊！
但最终竟还是不能制止。
他忍不住对吕大防感叹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近七十年了，今日我们开了此例，日后我们恐怕也难免有此下场。果然哲宗亲政，章惇重新掌权，范纯仁首当其冲，就被贬去了岭南。
世人皆因爱重苏轼，所以只看到新党对苏轼兄弟的迫害，却不知道远贬官员到蛮荒之地的最先却是元祐党人。
毕竟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除了苏轼被贬黄州，并没有牵扯到更多的人，寥寥几个也只是象征性地罚铜了事。而到了车盖亭诗案的时候，元祐党人对新党却是斩尽杀绝，除“恶”务尽。
据传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此外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善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而到新州不久，琵琶就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也没有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偶然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竟又呼琵琶的名字。蔡确忍不住内心悲痛，赋诗一首:
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这就是史称“车盖亭诗案”的始末。
作为新党要员的章惇，也因此案受累，被一贬再贬，饱受颠沛之苦。
而苏辙却乘着此案对新派的打击青云直上，最后位至宰相。
苏轼原本已经厌倦了这些没有原则的相互倾轧，要么新党和旧党的东风西风，要么党内的你来我往。他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索性潇洒地挥一挥手，自请外放。爱重他的太后就遂了他的心愿，准他去了杭州。
本来已经超然事外的他，是可以置此事而不理的，但他在临行前，竟给太后上了一道密札，来谈自己对此事的意见。
在札子中，他竟满怀天真地给太后出了一个油滑的主意，请皇帝下旨治蔡确的重罪，然后太后再下旨赦免。这样既可以申明法纪，也可以显示太后的皇恩浩荡。
作为文坛大家的苏氏兄弟，他们当然知道蔡确的诗是怎么回事，讥刺太后之意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如果说苏辙罔顾事实的弹劾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要借此来打压新党，以伸张自己的终极正义。而苏轼这样的不辨是非，就实在说不过去，毕竟他也是这一类冤案的受害者。
身为受害者，他自然深知这其中的痛苦，按道理也就应该痛恨这些为党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的伎俩。而现在他不仅没有阻止这样的恶，相反还出了这样的一个馊主意。
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要让新党也要尝尝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呢？还是真的为***着想，替***解决难题呢？***若这个主意他是在为太后的声名着想，却又将皇帝置于何处呢？
无论是在做人之道还是为臣之道来说，这个主意都欠缺“诚心”。
而眼里不揉沙子的章惇，当知道苏轼在此案中的作为时，能做何想？
恐怕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如果说他从前对苏轼还有那么一点残存的美好的回忆，那么现在的苏轼就让他愤怒和心寒。
这样的苏轼不是友人，也不配做敌人！只会是路人！
作为坡草的我，在看到此处的时候，也不免失落。实际上这才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有他豁达光明的一面，也就有他软弱暧昧的一面。
曾经把手同游的好伙伴，相约一起田园垂钓的好朋友，在大宋王朝党争的漩涡里就这样渐行渐远，最后竟背道而驰。
哲宗亲政后，章惇掌权，曾饱受旧党打击的他，心已又冷又硬。对元祐党人的清算自然是从前元祐党人的加强版。大笔一挥，苏辙就被贬去了岭南，而苏轼在他的笔下，就像他从前一样天涯四处飘零，最后竟漂洋过海到了海南。
他到最后，对苏轼可能已经没有了恨，因为恨也是一种感情。更多的也许是失望。因为失望，也就冷漠，因为冷漠，下手也就无情。但也并不比对别人更无情，看看他对其他旧党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只是风水轮流转，元符三年，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当向太后和宰辅们说端王当立天子之时，耿直的他直言极谏 “端王轻佻，不可临天下。” 但没有获得其他大臣的支持。于是端王继位，是为宋徽宗。
能够这样直言极谏，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这在他是最后一次对国家忠诚，也是对自己忠诚。
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北宋果然因宋徽宗玩物丧志而亡。也因此南宋统治者为尊者讳，章惇后来竟名入宋史奸臣传。引得无数史家为此唏嘘。
昔日曾经一起“二”过的小伙伴，身后却是如此迥然不同。
人生若只如初见，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因为确是故人心易变。
好在苏轼的那封回信可以证明，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因为苏轼病逝于遇赦的路上，两个人没有能够再见，曾经的恩怨是非，也已经风过了无痕。
章惇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由于他晚年排挤苏轼，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奸臣。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章惇是能够让北宋翻身的人，苏轼只能让北宋一步步滑到坑底，因此章惇排挤苏轼，也不过是打击改革的绊脚石罢了，算不上迫害。
只可惜宋哲宗去世的比较早，章惇的改革匆匆落幕，自己也被继位的宋徽宗迫害致死。
章惇在宋朝被列入了奸臣的行列，理由是他推行新法，打击保守派。宋朝一直以来积贫积弱，就是因为这些保守派的影响，真的要划分奸臣的话，苏轼、司马光这些人都比章惇更有资格进入奸臣的行列，影响国家的变革，比小贪小恶的罪过更大。
苏轼是一个好诗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北宋从建国开始就开始积贫积弱，一直到王安石掌权的时候才开始有所好转，章惇就是变法派的一个重要角色。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章惇和苏轼的私人关系不错，章惇也是一个很有文***的人，和苏轼两个人在文学上惺惺相惜。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因为反对新法遭到了打击，在乌台诗案发生时，章惇虽然是变法派的重要人物，却依然帮助了苏轼。
苏轼本来必死无疑，但是在章惇等人的帮助下，成功的避免了***，还获得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
这时候的章惇一直做到了副丞相的位置，是变法派的二号人物。
他肯出手帮助苏轼，正是因为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情。后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章惇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换了好多地方做官，官总是越做越小，这个时候苏轼却慢慢的成为了保守派里面的***物之一。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时候，对于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非常的痛心，再一次启用了章惇变法，这时候章惇有了上次保守派卷土重来的教训，开始对保守派进行毁灭性打击。
对于司马光这样已经去世的保守派直接开棺鞭尸体，对于苏轼这种在世的保守派贬低到荒无人烟的海南地区。
章惇不像很多墙头草式的新党人物，那些人投身新党只是为了政治投机。章惇是新党当中罕见的理想主义者，无论对于个人政见还是政治斗争都很敢坚持，倔强起来可以完全不顾官场规则。
通常中央官员受到弹劾，就该自己请求离职去做地方官，苏轼就是这样做的，这样才能给自己、给政治对手和皇帝都留足台阶，但章惇偏偏死硬到底，直到很没面子地被撤职，所以旧党格外恨他也是在情在理的。
元祐年间，旧党累死累活才搞掉章惇，出力最大的人就是苏辙。苏辙给章惇安的那些罪名虽然很不讲理，苏轼却没有为章惇说话。
章惇就这样被贬到汝州，结果祸不单行，在修道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手足麻痹。紧接着，苏轼给朝廷提交意见，认为不该用闲职安置一个叫沈起的人。
两件事貌似毫无瓜葛，但是，沈起属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响应时代号召，积极对外作战的人，结果南征交趾，败得一塌糊涂。苏轼认为，这种人就该永不叙用。
单单批评沈起也就罢了，但苏轼举例还举到了章惇，说章惇当初力行王安石的鹰派政策，征讨五溪，因为战功受到重用，这才鼓励了沈起这些拿打仗做投机的人。现在只有对沈起永不叙用，才会让鹰派人士永远断绝希望，国家才能安定。
鹰派人士都有谁呢?联系上文的话，章惇肯定算一个。
章惇会怎么想呢?平定五溪毕竟是他毕生都引以为傲的战功。
章惇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记恨苏轼。
更重要的是，到了哲宗亲政的绍圣时代，党争已经打过了一个来回，注定要升级了，而章惇作为新一代的新党领袖，对旧党只要稍稍心慈手软，就没法团结自己的队伍。所以对苏轼的严惩，在章惇而言也算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要看清苏轼与章惇关系的真相，宋朝人当然比我们更有条件。但是，当历史真相可以被还原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下面，我们聊聊苏轼最后的人生岁月。
苏轼远贬海南，如果说和当初被贬黄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物质上的匮乏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刚刚亲政的哲宗皇帝正值青年，苏轼却已年过花甲。而且，新一轮的党争迫害充分吸取了上一轮斗争的教训，不断降低底线，显然很想赶尽杀绝，不给旧党留下任何翻身的余地。
这让苏轼很难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了。但苏轼看上去还是一如既往地乐观、豁达，真正做到了随遇而安，让人禁不住要问:这种人生境界到底是怎么修炼来得?
苏轼确实有他独到的修养，直到今天都很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人们总会忽视一个很不中听的道理，那就是，物质的匮乏和希望的渺茫远比精神的孤独更容易忍耐。
所以抑郁症也好，***率也罢，和贫困并没有直接关系，却和集体生活的参与度存在明确的反比关系。
社会学先驱涂尔干的名著《***论》，就是用统计调研揭示了这个道理。
北宋党争虽然激烈，但基本上仅限于官僚体系内部，就算是赶尽杀绝的做派，以今天的眼光，以我们丰富的历史经验来看，不过是一场玩得很认真的过家家罢了。
苏轼即便被打落谷底，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至少还是一代文坛宗师，光芒四射。很多人就算存心躲着他，出发点也不过是怕惹麻烦，但心里对他的尊重并不会有任何减损。
所以，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地方官都会像迎接明星一样，把他待为上宾，至少在可以通融的范围内给他足够的帮助，甚至有人因此获罪。更不缺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仰慕者，就连当地百姓也不敢小看这位一时间虎落平川的大人物。
而作为一个开朗、健谈，喜欢呼朋唤友的人，除了乌台诗案那段坐牢的日子，苏轼的社交生活一直都很活跃。哪怕到了海南，他也可以轻松跨越文化壁垒，和当地百姓打得火热。
传说苏轼对苏辙讲过一句话，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就是救济院）里的乞丐，跟谁都聊得来，看谁都是好人。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比如我们已经知道，苏轼看程颐就是奸人，偏偏还看错了——但无论如何，苏轼确实很豁达，很没架子，既可以和儒家学者探讨经典，也可以跟和尚、道士谈玄论虚，同样可以和劳动人民聊收成，拉家常。
他不仅"可以"，而且乐此不彼，每天都要找人聊天，随便什么人都行，什么话题都行。他还很会给自己找事做，研究酿酒、制墨，各种有用的、没用的，反正总能让自己充实起来。
生活充实了，社交丰富了，还到处受人尊敬，身处逆境的时候也就不那么难熬了。
……
这人名叫章惇，后来真的如苏轼所预言的那般残害了很多人。章惇此人颇有才情，在入朝为官之前就与苏轼相识且相知。他们两人有一次一同前往终南山游玩，当游览至一处名叫仙游潭的景点时两人突发兴致想要在此处的峭壁上题字，但是通往峭壁的途径就只是一根横木。最后苏轼因恐高没去题字，就只有章惇非常镇定自若地在峭壁上写下了?苏轼、章惇来?这五个字。
苏轼看他如此淡定，全然不担心自己会失足踩空落下悬崖，于是便对章惇说：对自己都能够这么狠，将来一定也能够***其他人。当初的两人谁也都没有预想到这话最后竟然真的应验了。章惇在入朝为官之后深受宋神宗的重用，在他的带领下当时的宋朝也是进行了一次变革。但是此次变革并未成功，很快就被保守派官员给遏制了，而章惇作为革新派的主要代表也因此被贬。再加上后来把持朝政的高太后也是保守派，所以章惇也是一再遭受贬职，后来沦落到看守道观。
这样的境遇让心怀大志的章惇很是愤愤不平，也因此对当初那些弹劾过他的保守派官员心存怨恨。所以等到他再次被宋哲宗召回京中并让他再次主导变革时，他开始报复那些保守派官员，导致这些官员接连被贬，甚至于就连他昔日的好友苏轼也因他的关系被贬至海外。一些已经离世的官员，他们的家人同样未能躲过章惇的报复。由此可见，章惇的报复心是非常重的。
就在他大肆报复朝中官员时他的家人也仗着他的权势到处作恶，鱼肉百姓，所以当时朝中对他的弹劾声也是此起彼伏。但是宋哲宗因为要依仗他进行变革，所以并未对他实施惩戒。
两人相识50年，由意气相投的至交到仇敌，让苏轼在由岭南回京途中，面对以为他已死的友人笑言：“我是死了，还到了阴曹地府，在路上遇见了章惇（dun），就赶紧下决心还了阳。”章惇这个将昔日好友一路贬至岭南的人到底该如何看待，苏轼写给章惇之子的信又为何被林语堂称为人道主义的伟大体现？
不闲扯了，只来讲段故事。
那年苏轼25岁，任凤翔判官（太守的下面一个官位），年少成名，前途无量，遇见了当时在附近当太守，26岁的章惇，章惇也是性情豪放，才华横溢之人。两人一拍即合，交为莫逆。
章惇一身傲气，性格里有股狠劲，年少时就有所体现。他科举考中进士，发现自己侄子考了头名，立马回家复读了。这不是今天，想复读就复读，且不论进士这玩意儿多难考（想想范进），他当时考了进士不当，是违抗皇命，抓起来就能送大牢去，可他还是要这么干。
他和苏轼结交时也体现了这点。两人游山玩水，有次到了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这章惇就推推苏轼，让他过去，苏轼不敢，章惇就自己过去了，面不改色如履平地，到地方还在石壁上题了“章惇苏轼来游”几字。苏轼就拍拍章惇的背，一脸正经地对他说：“你以后必能***。”章惇问他为何，苏轼说：“自己的命都敢拼，***肯定不在话下。”章惇大笑。
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很久，章惇之子章援还曾在机缘巧合之下被苏轼录取为头名，在古代这就相当于两人形成天然的政治同盟，祸福相依。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捕下狱时，章惇还对他有救命之恩。当时的宰相王珪告苏轼谋反，这大帽子一旦扣下来，苏轼的九族都要将死无全尸。朝堂之上皆不敢言，唯有张惇及时站出反驳，才免了一场祸事。这还没完，退朝后章惇又追上王珪，问他：“相公如此，是要灭苏轼满门吗？”王珪不敢应，赶紧推卸责任：“这是舒亶说的。”章惇气得要命：“舒亶的唾液你也要吃吗！”他当面斥责的是当时的一朝宰相，他的顶头上司，这些他并不是不懂。
后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和变法派的章惇被划分为两个阵营，苏轼被贬至黄州时章惇已当上了副宰相，经常写信规劝苏轼。此时两人还是好友，没人看破之后的背离。
也许是之后苏辙对章惇的降职在章惇心中种下了阴霾，也许是苏轼的才华早就让傲物的章惇记恨，两人交恶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考，唯一知道的是，在章惇从副宰相的位置一路被贬又重新掌权，当上宰相后，就开始了对异己的疯狂打压，比如苏辙，比如苏轼。
章惇一上台，就将苏轼罢黜，贬到岭南，苏轼成了被贬谪到广东高山大禹岭以南的第一人，也算是破了纪录，其艰苦可想而知。在那里，苏轼一生的知己，还正值韶华的朝云，水土不服，染病而亡。而后，在苏轼已经准备于惠州终老时，他接到了新的贬谪令，这次，是去连***都少有的海南。
然而命运的戏剧性总是让人哑然。徽宗即位，新太皇后摄政，又开始赦免元祐大臣，她赏识苏轼，批准苏轼返还大陆，与此同时，章惇，这个认为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极力反对他即位的人，因此被新皇帝贬到了岭南，他曾将苏轼贬去的那个地方。
苏轼从岭南北归，途径靖江时，他的朋友都来拜访他，章惇之子章援没敢来，他知道他父亲对苏轼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轼很有可能再次当政，就给苏轼写了一封七百字的长信，坦白了自己不敢拜访的原因，很委婉地提到若苏轼有辅佐帝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命运。他盼望能见苏轼一面，或得其一言，以知其态度。
苏轼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也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同年，苏轼病逝于回京途中，四年后，章惇于岭南逝世。
章惇是苏轼签判凤翔时结交的朋友。
当时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很投合东坡的脾胃，两人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
元祐年间，东坡知贡举，阴错阳差的，取了章的儿子章援为第一名，这样，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层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梦。
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没有不残酷的，即使是在文质彬彬的北宋。
章惇在政坛几起几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整起人来也是不要命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而且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每读到苏轼到金陵访荆公，诗歌唱和，心里总是觉得感动。苏轼和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由于才气的关系，苏、王相知，似乎比苏与同党的司马光等还更深。
章惇心高气傲，不甘为人下，遇到东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其他人想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的不在少数。林希也算苏的老朋友了，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极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可见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踩一脚的欲望。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们恶作剧。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子厚又不高兴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多伟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一个人可以多卑鄙。事实上，子厚虽然入了*臣传，若论其人，并不算坏到哪里去，至少比吕惠卿、蔡京之流多点人味。我读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义正词严！倘若故事止于此，嘿嘿，历史上不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吗？
苏轼这个名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是唐宋八大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文人。无论是诗词领域，还是字画领域，再者音乐领域，在当时的年代都是天下第一。整个封建社会，上下几千年的诗人中，论影响力恐怕只有李白能与他一较高下。虽然苏轼才华横溢，但是官场却多次大起大落，一生不得志，而这一切都是源自跟他相爱相杀一生的好基友章惇。
苏轼
苏轼与章惇相识于嘉佑二年，年纪差不多的二人同一年参加科举，一同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但是章惇对自己名次不满意，拒绝了皇帝的给予的功名，此等豁达的性情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章惇再次备战科举，金榜题名后才入朝为官。当官后的章惇被分配到了陕西，处于苏轼的 管理境内。两人皆才华横溢，又都富家子弟出身，因此一见如故，相交甚好。
章惇
两人经常一块出游，一日苏轼章惇准备去南山的仙游潭游玩。到达之后发现，仙境潭处于悬崖峭壁之中，潭边跟陆地仅有一块木头作为连接。苏轼十分恐惧，不敢过去，章惇见状，大笑一声，挽起袖子就走了过去，并在仙境潭的石碑上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苏轼见状说出一句话：“子厚必能***”。章惇疑惑，问其缘由。苏轼又云：“能自拼命者，能***也”。随后两人便一起大笑。苏轼章惇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一句玩笑话在将来会被应验。
苏轼
1075年，苏轼在湖州担任知府，当时王安石率领变法派对北宋进行改革，这引起了保守派的苏轼不满。一日在乌台饮酒时，趁着酒意，苏轼写出了一首大力批判朝廷的诗，这首诗不仅把改革派骂了一遍，还把皇帝给骂了。改革派大怒，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准备治苏轼死罪，并灭苏家满门。由于苏轼平时性情尖锐，跟苏轼同阵营的***们也对其不满，决定冷眼旁观。
苏轼酒醒后看着罪名，吓了个半死，赶忙给弟弟写信，打算跳水***，希望不连累弟弟。但是最终章惇站出来求情。当时章惇是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却出来保苏轼，这一做法激怒了王安石，王安石为此大骂了章惇。章惇求情了几个月，最终王安石还是被章惇说服了，撤销了奏折，给苏轼免去了杀头的罪名，仅仅贬官到黄州。苏轼到黄州之后，章惇还多次写信，劝其谨言慎行。
章惇
神宗去世后，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旧法支持者，因此王安石章惇等人惨遭大贬，章惇直接被贬到了荒郊野外，而保守派的人士则连连升迁。苏轼的弟弟苏辙，对改革派早已不满多时，大力批斗改革派，章惇作为改革派核心，自然少不了遭受苏辙的踩踏。而苏轼却因为在保守派中不受欢迎，没有替章惇求情。为了安慰被贬的章惇，苏轼写了封很幽默的信，但是好心办坏事，这封信却成了激怒章惇的导火索。
苏轼
信中有句话“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早就打算弃官归隐，没想到你先碰上归隐的好事，我十分的羡慕。章惇本身就性格强势，看到后十分怒火中烧。哲宗成年后，发现旧法的弊端太大，又重新启用新法。新法的核心人物章惇出任宰相一职。翻身后的章惇性情大变，杀掉了一批守旧派，将苏轼兄弟贬官到了偏远地区。苏轼章惇两兄弟从此彻底决裂。章惇也因为对保守派极端的做法，被保守派后人写入了《奸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