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意思是：穷，多指身处逆境，穷困潦倒，人生不得志。善其身，即为使其身善，也就是使自己在道德修养方面更高尚，所谓修身养性，如此而已。 “穷则独善其身”就是指，如果人身处逆境不得志，就要锐意进取，更多地注重自身品德、能力的提高。
后半句是：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引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上》，原来说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人改“兼善”为“兼济”，且不失孟子原义。就是说, 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显达之时就要造福天下百姓。
《尽心章句上》选自《孟子》。创作于战国时代。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 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原文：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 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文：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别人理解也安详自得;别人不理解也安详自得。"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做到安详自得呢?"孟子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 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本文鉴赏：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都是根本。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两千多年来 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当你穷困不得志时，它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着你那一颗失落的心;当你飞黄腾达有时机时，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为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因此，无论你穷与达，它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
1、三者概念不同
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其实大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2、理论不同
儒教的最重要的理论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当中，又特别注重修身的方法，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儒教不讲究跳出情，不但不跳出情，还要在这个情中，充分的发挥情的作用，如何让自身，以及更多的人在世间上生活得如何幸福。
道家和佛家是讲究如何让人去掉人的情，从而让自己明白生命的终极意义。道家是讲究出家的。出家后，就称自己是“方外之人”。意思是自己不受人间的礼教所约束，只对如何跳出这个世间，成为长生者，也就是***感兴趣。并且只接受道家的各种理论所约束。
因为道家基本上都是按照老子讲的《道德经》来修行的。而《道德经》，说到底也是论述部分宇宙形成的原理以及宇宙里面的生命所要遵循的规则。
3、文化不同
儒家，入世。儒家倡导做人要想君子一样，坦荡正直无私。其核心思想是主张“仁爱，归结起来就是：仁、义、礼、智、信。
释家，出世。释家文化认为“众生平等”、“万物因果轮回”、“一切是缘起性空”。对此，释家提出“一切皆为虚妄，对于外界我们不可执着，应该放下心中执念，追求内心的空，生命和事物就是在镜子前的幻影，如梦如泡影，人到最后什么都抓不住。其应对的核心思想是“戒、定、慧。”
道家，隐世。道家主张“为而不争”、“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清心寡欲，静养修心”、“以退为进、守弱为上”等等，这些是其最理想的状态。因此道家的思想不仅适合出世之人，也适合那些喜欢静和守的入世的修身养性之人。
扩展资料：
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道、佛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
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
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
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参考资料：
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会说：错了！应当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才对。的确，《孟子》原来说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尚不失孟子原义。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与"济天下"，那还是改成本文题目所云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观点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不过，从"文本史"的角度讲，这个说法是有明显缺陷的：如上所述，这整句话原出于《孟子》，本与道家无关。而道家或老或庄，似乎都没有说过"善（无论独善兼善）其身"之类的话。相反，本来意义上的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解构道德而追求无是非无善恶的"逍遥"境界的，它并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说前半句是儒后半句是道，似难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道德含义除去，而只把它们理解为"有为"与"无为"，则这句话（不仅是后半句）又成了纯粹的道家思想。人们常常只把"无为"看成是道家主张，其实至少庄周这个道家宗师也有追求"有为"的一面。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庄周曾自比"腾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贵的大树，便得志称雄，"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荆棘丛中，就夹起尾巴做孙子，"危行侧视，振动悼栗"了。换句话说，在庄周看来，人当得势时是"有为"的，所谓"无为"，就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时的生存方式："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
众所周知，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无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了。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谭嗣同称赞庄学对君权的解构）是从前一种意义上论"无为"的。但在传统中，从后一种意义上实践"无为"的则无疑是主流。问题在于：道家所谓的"无为"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而弱者对强者的"无为"，不正是苟且吗？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这段话历来被论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确，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儒矣。而庄子曰：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庄周的逻辑适足以论证如此"高尚的***"！
要之，用"达则有为、穷则无为"的道家观点去解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就是说得势了就称王称霸，失势了就奴颜婢膝。这自然是大违孟子本意的。《孟子·尽心上》的原话是：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泽加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这显然是表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在这里就是"穷不失义"，而决不是去作"逍遥游"；是"修身见于世"，而决不是"出世"。这后半句并没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种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以"逍遥游"的态度对待世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玄谈中，这与"独善其身"绝不是一回事。
总之，这句话如果按其原义，它整句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如果抽掉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犬儒主义。但无论哪种情况，说它前半句是理想主义后半句是犬儒主义（褒义的说法叫"现实主义"），都似难成立。
然而，在专制时代的现实中，这两种意思虽然不是前后两半句之别，却可能成为表里之别：口头上表白的是"得志则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则洁身自好拒***"。实际上却往往变成"得势则称王称霸，失势则奴颜婢膝"。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行为上的强权主义与犬儒主义。以至于两千多年下来，"独善其身"这个成语的所指已从孟子那里颇有些悲剧色彩的"穷不失义"者，变成了朱自清先生笔下喜剧色彩的"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可怜据说被"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学，在"儒的吏化"与"儒的痞化"两边挤压下，不是"儒表法里"就是"儒表道里"，哪儿还有什么真儒家？
二
那么，就其本义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有什么缺陷呢？它的被扭曲、被"道家化"能够避免吗？
无疑，"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与"善其身"的个人修养都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然而"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确实有问题，其被扭曲亦非偶然。
关键在于"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很有点"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体现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却没有考虑权力有限、权力自律与受律的原则。在这方面，倒是孔夫子早就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说的是"克己"而不是克人，诚哉斯言！克己复礼则善，克人复礼则伪，克人纵己而号称复礼，则***恶丑之尤也。效尤而能达，达则"王长其间"，***兼济之名以祸天下，"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绝仁弃义"，法道互补，莫此为甚。是故欲求真仁，必先制能克人之人--此子所不语而匹夫某敢补言之也。
因此对于"能克人之人"来说，他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达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但对"能克人之人"来说"善其身"则是他必须做的。不仅他本人必须做，更重要的是他人与公众也应该以监督权力、制衡权力、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掌权的"达"者在内的公众人物，其私生活隐秘权是小于一般公民的。像媒体大炒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若是对一般平民那就构成侵犯隐私权，但对于总统，即使传媒夸大其词，你又能怎么样？为了维护公民权，现代司法制度必须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司法当局必须承担有罪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有罪，那你就被视为无罪。而为了约束权力，对"达"者的舆论监督实际上实行的是"有错推定"原则，"达"者必须承担无错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你无错，那你就被视为有错。这不就是"达则独善其身"吗？
至于"兼济天下"，孟子的原话是"兼善天下"，其中自然包括了"善其身"与"善他人"两个方面。但这里还是孔夫子讲的好，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没有说"己所欲，必施于人"。当然孔夫子也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把"己所欲"的理想和治国方案"施于人"以实现"济天下"的抱负，是很自然的。但是立人、达人、施于人乃至济天下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得到被"立"被"达"者的同意，获得"天下"公民的授权。己所欲而人亦欲，固当施之。若己所欲人不欲而强施之，亦如己所不欲而人强施于我，岂我所愿哉？我不愿而施之于人，则置圣道于何地耶！故曰：己所欲、施于人而不能必也，立人达人而不能强也，济天下而必先请于天下也。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绝对的，而"己所欲施于人"是相对的；"兼济天下"是有条件的，"独善其身"是无条件的。因此应当提倡"达则独善其身"。
"达则独善其身"就是说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权力的自律，而不能凭借权力用自己哪怕是真诚的理想去无限制地律人。在这里应当讲究一点强者对弱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讲究一点宽容与自由，绝不能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要记住：再高尚的人，其权力也要有制约；再平庸的人，其权利也应受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意义上的"无为而无不为"，真正为"天下"百姓带来幸福。
三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其缺陷在于只强调无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没有考虑需要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利"。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权利只关乎个人。在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里这样认为或许也无大碍，因为在公民权已经受到保障的条件下，他们有权利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但社会并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兼济天下"。
但是权利如果尚待争取，那情况就与保住已有权利不至丧失有所不同了。本来，"***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者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总之，"自由"原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艰辛而挣到一笔钱，别人不能分享；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名声与荣誉，他人不能分沾；甚至经过流血打下的"江山"，别人更不能染指。唯有"自由"这东西，一旦实现便是高度公共化的，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人一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便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我们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争取他自己的***时，他也是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换句话说，他这是在"兼济天下"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要他自己负的。反过来说，***如别人这么做了，他就可能无须代价而获得权利。于是面对强权的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因此，"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而这，要比学理上的自由主义体系建构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如果无权者即"穷"者中没有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兼济天下"，则所有的人都将难以"独善其身"。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贡献，甚至他们本人的思想还未必说得上是"自由主义的"。然而他们对自由的贡献无与伦比，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压迫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不仅仅"独善其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应当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因此"穷则兼济天下"应当成为理想人格的又一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自由时代也许并不重要--那时人们更需要的是制约"达则兼济天下"的圣君。但在争取自由的时代，却不能没有"穷则兼济天下"的圣雄。当他们作为无权者即"穷"者时，自然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如他们日后成了"达"者，那就是"达则独善其身"的问题了。能同时实践"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就具备了圣雄的人格。圣雄而达，则高于圣君，因为后者如果"己所欲必施于人"是会异化成暴君的。圣雄而穷，则高于圣隐，因为后者如果只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则不过犬儒而已。而圣雄者，穷则兼济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人所不欲之牺牲而施诸己，岂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哉！达则独善其身，己所欲而必请于人然后施之天下，真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矣。是圣雄人格乃圣贤之最，我中华崇圣礼贤之邦，儒风夙被，人怀仁义道德之心，必不让其专美于印度、西洋与南非也。
四
总而言之，儒家的道德理想，无论是"济天下"还是"善其身"，是可以与现代***、自由、民主的原则相结合的。也只有与这些原则相结合，"济天下"与"善其身"才能真正实现。而这一结合的基础就是"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如果"穷"者中多一些"兼济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争得天下人之小私"，而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圣贤之道。如果对"达"者多一点约束圣君之制使其"独善其身"，那就会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真正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此我们应该让"穷"者多一点权利意识，而"达"者少一点权力迷信。"穷"者要能够"有为而有不为"，"达"者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才能跳出因"达则有为，穷则无为"而陷入"法道互补"的怪圈，儒学本身才能摆脱"儒表法里"与"儒表道里"的双重异化，抵抗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两面夹击，才有可能实现"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才有了一条共同的底线。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追求儒家圣贤的个人道德完善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自由主义的***法治理念，追求本来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公平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当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底线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来讨论中、西"文化"之异与左、右"主义"之别，并进行能够体现我们个性的"文化"选择与"主义"选择。而不至于在"野蛮"的环境下妄言A"文明"与B"文明"的优劣；在"有主无义"的状态下空谈甲"主义"与乙"主义"之高低。一句话，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在"中西"与"左右"之上，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儒家]把“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完美的品德。孔子认为做到了“仁”便是达到了理想的人格。“仁”是儒家所提倡的一切美德的概括和总结，“仁”不仅包括了克已复礼、爱人、孝悌、忠恕等等内容，而且包括了敬、忠、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广泛的德目。所以孔子认为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一个努力学习、思索和实行“仁”的过程。对儒家来说，道德规范是首要的，而人的自然之性是次要的。为了实行道德规范，要克制自己的个性，甚至消灭自己的个性。所以，儒家有着把道德规范和自然人性对立起来的倾向，孔子认为，一切仁义都在人性之外，以至“存天理、灭人欲”之说。[道家]把“仁”看作是衰世的产物和人为的恶果。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只有“绝仁弃义”恢复自己的本性，做到“常德不离”才是理想人格。因此，道家的理想人格则是自然化。老子认为仁、义、礼等等都是后世的人为产物，是违反人性的。道家对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视批判的态度，老子认为造就理想人格并不在于用一种外在的、异己的规范来束缚自己，而是应该向内追求、努力恢复、保持和发挥自己内在的自然本性，这叫做“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道德经五十四章）要求放弃向外的追求和学习，把一切人为的方面消除干净，如此，才能“为天下贵”，才能造成理想人格。很明显，在如何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上，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是各执一偏。孔子强调的是道德规范的一面，有压制个性的倾向；而老子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面，从而否定道德规范的一面。几千年来，对造就理想人格的问题上，也就是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儒道两家各执所见、争执不休，而又在争执中互相借鉴、补充、融化、渗透。对掌权天下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喜欢儒家，因为道家的种种批判，会引起人们对正统的思想和既定的道德秩序产生怀疑，容易导致异端。（一）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和孔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年长于孔子。我国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用极其简单的161个字记叙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当时老子的社会名声已经很大，孔子去拜见老子请教“礼”的问题，孔子从鲁国山东曲阜到周王朝的都城。今天的洛阳市东关大街北侧，有一座牌坊内的古碑上写着“孔子入周问礼处”就是历史记载。传说那天老子刚洗了头发正在晾发，孔子一进门只看见老子披散着头发，迎风而立，双目如开似闭、脸上似笑不笑、神情似醒非醒、闻声不动，就像一棵枯树挺立着。这时的老子进入了一个寂静、虚无、深邃的奇妙世界，脱离了滚滚红尘，进入了时间的隧道，遨游在万物的原生态之中，心境到达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层次的审美，最高层次的快乐，能够体味这种境界的人就是最高境界的人了。老子会见了孔子，并和孔子谈论学识，孔子好像被老子带到了一个神奇的智慧大海边上，让孔子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哲理的涛声。孔子眼前更是开阔了，思想更是博大了，智慧更是丰富了，老子的形象在孔子心目中变得无比的高大。据说孔子见了老子回去后，他的学生们发现孔子几天不说话，变得傻了，其实孔子是在进行着一层又一层的内里反思。以后，孔子的学生们问起对老子的访谈感想，孔子深深感叹道：“老子是人中之龙啊！而我只好像是瓮罐中的一只小小飞虫啊！”学生们问孔子为什么称老子是龙呢？孔子摸着自己像小丘一样的头顶回答说：“如果是只鸟，我当然知道鸟会飞；如果是条鱼，我当然知道鱼会游；如果是只野兽，我当然知道它会跑。是鸟，我可以用箭射它；是鱼，我可以用线钓它；是野兽，我可以用网捕它。至于是龙，我就不知道它是怎样乘着风、驾着云，遨游太空的。所以说老子是龙啊！”龙！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虚构的图腾包含着众多动物的体态；麒麟的头象征威武和吉祥富贵、大蛇的身体显示了它的灵气、鲤鱼的长须显示着它的聪明向上、水牛的角表示它的勤劳善良、雄鹰的爪说明它的坚强勇敢、海鲸的尾是它对自由的渴望、满身的花朵展现着祖国大地的美丽。世界上，其它各国象征国体的图腾，都只是单一的动植物，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一个包含众多动物的复合体。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众多民族大团结的大家庭。老子、孔子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一个是大耳朵的老子，是道家的圣人，是***，是中国文化的巨龙。一个是头顶凹凸的孔子，是儒家的圣人，是只凤凰，是中国文化是之凤。一个老子一个孔子，***一只凤，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儒圣，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演绎得如此出色。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尽管自汉武帝听取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以后，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制度，都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正宗传统，把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的唯一经本。从此以后，老百姓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你想“十年寒窗，书包翻身”？你就必需通读规定的儒家课本。由此，儒家思想替代了道家、佛家、和其它各派的学说。但，道家以自己的哲学体系与儒家思想在相抗、在相融、互补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学等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在中国形成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儒家为社会提供了人本主义的传统学说；道家为社会贡献了自然主义的传统学说；佛家为社会提出了解脱主义的传统学说。儒、释、道，统治了二千多年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延续至今。（二）孔子和老子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和老子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的。孔子讲学的原则是“因材施教”；把学生分成各类，按各人的情况实施教育，先了解学生，再制定相应的教学***。提起因材施教人们就会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自行束修以上，有教无类”的语句，这说明，孔子对什么样的学生都要，都收。但***用的教学方法却是不同的，而是因人施教，按照学生的智力和性情来启发你，你怯懦就多多鼓励你，你莽撞就对你多加戒律压束，你性情似蚕丝就对你细细地缠，你像一根木头就***地劈你。想当年，孔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孔子对这七十二贤人也并不是一样的教学，不是***用一律一样的课本和教法，有喜欢有不喜欢，教授有深也有浅，这就是孔子在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人而教”。老子认为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应是智慧的启迪。老师的知识是有穷尽的，而学生的智慧却是无限的。因此，老子的教育方式不同于孔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老子都讲一样的东西，让不同的学生从中自己去体会不同的精神，从而达到教育之目的。这种反其道而用之，就是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概括起来，找出他们的共同本质，然后给一把总钥匙启迪你的智慧门。老子这种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教育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如今我们学校的教学方法既贯彻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又是贯彻了老子的***材启发智慧的教学。由此而见，几千年来儒道两家在相互对抗、相互借鉴之中得到了相互的融化。
儒家思想主张核心在“仁”，以孔子、孟子为代表；道家思想主张根本在“无为”，以老子、庄子为代表。
就文化而言，儒家讲进取，道家讲规律；就哲学倾向而言，儒家属入世哲学，道家属出世哲学；就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而言，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积极进取，建功立业；道家讲“无为”，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各有千秋，一个问答几百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现在国家提倡反腐倡廉，下面仅以官德为例，浅析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主张的区别：
01 儒家的官德思想主张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了，对我国政治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特别是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已然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齐治平”思想鼓舞着无数文人斗士为之奋斗，而这里的“治”便是儒家官德思想的典型体现。它既强调“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又劝诫官僚阶层“为政以德”“正己修身”。
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意即当官者必须身正才能不怕影子斜，良好的官德，是顺利施政的基础和保证。
孟子以“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之说，把儒家“以德治国”主张发扬光大，从反面阐述了官德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一正君而国定矣。＂
02 道家的官德思想主张道家学派源远流长，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 “无为而治” 的核心思想，也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强调以无为实现无不为，尊重客观规律，守朴去智，反对“权谋智诈”的官德言行，“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特别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论述，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有这些，不离“不为”思想之宗。
道家主张还非常重视官德对于民众的表率作用，指出官员只有注重道德修养才会在民众中树立威望，营造良好的社会道镱环境；道家主张“不争”的官德，为官者要谦虚谨慎，谦和地对待下属和民众；道家主张官德“崇俭抑奢”，为官者要生活朴素，勤俭治国，骄奢*逸不仅断送自己前程，还会败坏社会风气。
03 结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从不同侧面解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现象，都有可取之处，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或大或少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特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官德思想，对我们有极好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般的看法认为老子在道德观念方面是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等道德价值的，老子说“绝仁弃义”、“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智慧生，有诈伪”、“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表面看起来，似乎老子学派的确是儒家孟子学派的论敌，几乎将儒家所有的思想主张都加以抨击批判，两者似乎冰火不相容。但是，在仔细读了孟子和老子之后，我感到两个思想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共识，并且这些共识都往往是根本性的，可以说，儒道两家的早期学者（孔孟与老子）主要分歧恐怕集中于对政治以及制度的看法等具体政治主张层面，两家在思想基础方面的共识远大于分歧。详细讨论两个思想流派的具体共识与差异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在博客中不能一一详述，只列一个大概思路，作为读书的思考，以后有兴趣可以继续讨论。孟子作为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主要承继于孔子，其对孔子思想的体会和理解也最为接近，因此，讨论老子道家和早期儒家的共识和区别不妨以孟子为儒家的参考对象。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虽有孔子、孟子、荀卿三位，但是，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仅留下一部对话性质的著作《论语》，《论语》虽然是儒学正宗，但是由于是对话录式的作品，因此其中的内容难免为对话的语境和时空所局限，有些对话离开了当时的语境就很难理解其意义。而荀卿的思想则杂糅王霸，很多人都批评荀卿思想不再是纯粹的早期儒家了。因此，如果要进行儒道思想的比较，则儒家方面最好以孟子为参照系。早期儒家思想的基础在于“仁”（仁、义是礼的基础和内容，荀子以孟子空谈仁义不讲礼为弊端而抨击孟子，但是如果离开仁和义而专门讲礼，那么儒家的礼就会落入专制的弊端），孟子将其发展为仁政，儒家政治理想的基础就在于为政者将自己内心的仁义之端扩充于天下。因此，如果让我来***象儒家的论敌的话，那么对手一定要从儒家“仁”的思想入手进行批判，如果能够论证出“仁政”的内在思想缺陷，那就足以致儒家学派于死地。同时，论敌如果举起批判仁义的大旗，也能彰显自己学派与儒家学派的相反立场，在百花争鸣的春秋思想盛世中取得一席之地。如果，仅从表面上去理解，老子显然是和儒家对立的，老子公开提出“绝仁弃义”和“圣人不仁”，这样一来，老子不仅仅是在批判儒家“仁政”的政治构想，同时要求弃绝一切儒家的道德价值：仁义礼智。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老子和孟子的思想主张，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谓“绝仁弃义”实际上反对的是那些外在的***仁***义，而揭穿了统治者将“仁义”作为论证合法性的谎言。如果从这一角度去考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老子所抨击的绝仁弃义，老子之所以抨击“仁义”，是为了揭穿***仁***义，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真正的仁义。老子的立场和目的是在反面论证仁义，即否定了***仁***义更能使人认识真实的仁义。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前提，老子抨击的“仁义”并不是孟子所理想中的“仁义”，此仁义非彼仁义，因此辩论双方所使用的论辩术语就不相同，怎么能仅从字面理解，将老子视为儒家的论敌呢？以我读老子的感受，我以为老子批判的仁义是一种异化的仁义，但是并不意味着老子否定孟子所指出的那些“仁义”的内在价值。中国古代思想家往往不注意逻辑上的概念一致性，比如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告子所说的性就与孟子的性根本不同（告子说的是自然的人性也就是人的自然本能，而孟子所说的性善是说人皆有向善的心），因此，孟子与告子关于性善的论辩就变成了隔空发炮，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进行真正的对话和辩论，只是自说自话而已。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虽然会使用相同的术语，但是此术语所指称的内涵却大不相同，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道”，儒、道、法各家都有自己的“道”，每个思想家所说的“道”其思想含义也各不一样。因此我们在研究古人思想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概念的明晰，不能望文生义。老子自称自己有三件思想法宝，第一就是慈，有学者已经指出，老子的慈实际上和儒家孟子所说的仁有相同之处，他们思想的核心都是对人性尊严的终极关怀。孟子说：仁，人心也。孔子说：仁者，爱人。仁，是基于同类同种的人类的本能的同情之心，孟子所说举凡同类者皆相似就是这个意义，因此，每个人看到孩童落井都会有一种发自本心的恻隐，孟子将此称之为仁之端。其次，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圣人不仁”并不是否认一切道德标准，只不过老子反对以外在的所谓道德标准来扭曲人性。老子曾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所谓“攘臂而扔之”就是指以外在的道德标准来强人从己。庄子也十分反对这一点，在庄子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终极的真理和是非、善恶，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以外在的道德标准来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标准。那么，老子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呢？老子的道德观念体现在“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这一句之中，老子认为真正的道德是生于人心，自然发育的，任何外在的后天的规范引导下的行为都不能说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德”的特征是无为的。在道德观念是发自内心的这一问题上，老子和孟子达成了共识。孟子反复强调，仁和义都是内在于人心、人性之中的，并且针对仁、义是内在还是外在的问题和告子有一场辩论。孟子曾说：“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都是内于人性之中的，而非外在规范的产物，因此，孟子和老子一样都反对戕贼人性来追求外在的道德标准。第三，儒道两家的政治理想的出发点都是人，都是基于对人性的尊重而出发的，都将统治者的利益置于百姓的***之下，都将人民的同意作为合法统治的基础。这一点是儒道两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