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崇儒在前，董仲舒主张在后。而真正排斥其他学派是在汉元帝的时代。下面这篇考据不错：
孙景坛
儒学是在汉武帝初期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传统至今，学界一直流行“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该说有四层意思：一、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二、汉武帝和汉代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历代王朝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反思的基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曾多次予以商榷。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想对此再作一新的审视，以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文中舛错之处，敬请批评。
一、“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出自司马光
“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究竟出自谁或哪部史学著作，需要先考证明白。
第一，此说不出自司马迁。有人，如周桂钿先生，曾暗示出自司马迁，这种说法不妥，无论如何，司马迁都无此说。［1］还有人，如张进先生，虽承认司马迁无此说，但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因为他怀恨汉武帝因“李陵问题”对他受“宫刑”，［2］也不妥。要知道：司马迁确实没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可是他却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尊儒”过程。《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申公亦疾免以归”；“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没有董仲舒；司马迁即使真对汉武帝有记恨，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董仲舒增光的，司马迁怎么会忽略董仲舒的政绩呢？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董仲舒毕恭毕敬，尊称他为“董生”，还第一个为董仲舒的“不遇”鸣不平；［3］尤其是，司马迁会因对汉武帝记恨，故意将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写成***纳别人的建议“尊儒”吗？如果是这样，干脆就不写汉武帝“尊儒”，岂不更好？
第二，此说也不出自班固。有人，如赵吉惠先生等，认为此说出自班固，亦不妥。［4］1、班固从来没说过，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汉武帝***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在此问题上，他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记载。《汉书?儒林传》说：“武帝初即位……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申公亦病免归”；“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这里也没有董仲舒。2、班固是说汉武帝在“尊儒”后，又***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如，《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出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班固的原意是什么？如果不想歪曲的话，他的原意是：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如司马迁所言，是汉武帝***纳别人“尊儒”建议的结果；是后，汉武帝又***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六年（田蚡“绌抑黄老”）到七年（***纳董仲舒建议前），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学治国；从汉武帝董仲舒的建议后，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汉书?董仲舒传》还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其意甚明。
第三，此说的始作俑者是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建元元年：“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六年：“太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七年：“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这才是今天学界坚持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
第四，“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今人刘桂生先生认为，现在流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近人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误解所致，还开了一大串书单，让读者到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检索。［5］刘先生的说法仍不妥，因为在他的书单中，剔除了《汉书》（他只让人看《董仲舒传?赞》）和《资治通鉴》，只让人们看没有这种说法的书。
二、班固关于“汉武帝的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
明眼人一看即知，司马光的说法不全是空穴来风，他是在演绎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有无历史根据？笔者认为，此说涉嫌作伪。
第一，此说晚出。班固的说法出于东汉中期，相去汉武帝“尊儒”，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了。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对此有所提及，包括西汉司马迁和刘向、新莽刘歆等、东汉《汉书》的草创者班彪等。有人认为，班固这样说肯定是看了西汉***档案。其实，司马迁是活档案，他是第一个给董仲舒作传的历史学家，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是汉武帝“尊儒”活动的亲历者，当过董仲舒的学生，看到董仲舒的去世和子孙为官，对此怎么不知道？刘向父子都相当于西汉图书馆兼档案馆馆长，是《七略》的编撰者，为什么对此也不知道？
第二，董仲舒参加对策和《天人三策》伪痕都十分明显。1、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有名的《公羊春秋》博士，不可能参加汉武帝时的五经对策；如果参加了，有同一个人、同一个学科获双博士的嫌疑；而且，《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的考题与《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相同或相近。2、《天人三策》问题更多：三策次序颠倒，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三策不都是儒学对策，第二策的考题为一般“诏贤良”考题；三策反映出的时间不一，如第二策中“夜郎康居”的“康居”和第三策中的“刑狱之乱”决不会出现在元光元年之前，等。［6］3、班固对董仲舒的其他说法也不确实。如《汉书?循吏传》说董仲舒是政纪卓著的“循吏”，实际上，董仲舒为官无政绩：从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当中大夫时作《灾异记》获罪差点被杀，任胶西相很快就辞职了。［7］
第三，缺乏实证。汉武帝是怎样***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是由谁执行的？整个执行过程怎样？最后结局怎样？《汉书》都没有下文。
第四，班固作伪的理由充分。班固作伪的理由是多方面的：1、为自己的学术正名。班固是以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但与董仲舒一样，都宗《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兼跨多个学科：政治、史学、法律、***、文学等。董仲舒发展的是其经学；班固继承的是其“公羊史笔”，与董仲舒在学术上相表里。《公羊春秋》在石渠阁经学会上被绌，直至东汉初期名声都不好，班固在家用《公羊春秋》的思想写史，下狱差点被杀。所以，班固这样做，实是为《公羊春秋》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为董仲舒学派的反攻倒算鸣锣开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被绌后，其诸***们一直试图反攻倒算，如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8］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等。［9］东汉白虎观经学会上，董仲舒学派纷纷用谶纬和《春秋繁露》解经，在会上占了上风，重新确立了《公羊春秋》的正统地位。班固刚出狱，就参加了此会议，任秘书，后将“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班固这样做，是争夺神化董仲舒的首功。3、“公羊史笔。”《公羊春秋》的史学观是“公羊史笔”，“公羊史笔”要求：写史不要写“史”，要写“论”，以论代史；在写论的过程中，要“寓褒贬”，“别善恶”；评判历史的原则是“公羊大义”。班固是“公羊”派，史论当然要抬高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为“公羊春秋”张目。4、古为今用。“公羊史笔”还有个响亮口号，叫“古为今用”（事实上是“极端实用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古为今用”有质的区别），即当前流行什么就瞎编什么。《汉书?匈奴传》中明确说，董仲舒的学术“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汉书?董仲舒传》说该篇的写作宗旨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即，班固明确承认他的《董仲舒传》是超出历史事实的“古为今用”之作。
三、司马光和现在学界的“汉武帝‘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既然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那么由此演绎出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第一，它必须通过曲解或伪造历史来证明。1、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既无史料依据，也与《天人三策》的全部内容不合，如对策有“夜郎康居，说德归宜”，此时汉朝与夜郎、康居都没往来；2、王臧等的“尊儒”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3、罢“申韩”等，是“老子之治”对“黄帝之治”中的“术家”思想的彻底清洗，与“尊儒”无涉。［10］且罢“申韩”等是在建元元年的“诏贤良”之前，而不是之后；4、田蚡完成“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铁史，有司马迁和班固的双重证明，不容抹杀；5、把“五经博士”考试当“尊儒”成功的标志也不妥，“黄老”是怎么被“罢黜”的？没有下文不合逻辑。现在学界对司马光小骂大帮忙：他们一方面都批评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都用司马光的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造与司马光完全一致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典型的代表如周桂钿先生：他虽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应是班固说的元光元年；但接着略去了田蚡在建元六年完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事实；再修改董仲舒《天人三策》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策文，然后宣称这样问题就解决了。［11］
第二，始终不能自圆其说。1、此说比班固的说法还晚一千年，司马光对此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个“史谜。”2、仍然缺乏实证。司马光当年并没真解决实证问题。现在，有人认为，此说似乎无须实证，所以他们只坚持此说，从不证明。有人则认为，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是“和平”的，所以没有类似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法术”那样的实证。还有人认为，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只是“独尊儒术”，没有“罢黜百家”等等。［12］其实，这些说法与司马光一样，都非常牵强：“和平”地“罢黜百家”，百家也要消亡，可事实上百家只是不是治国的主导思想了，其他依然故我；百家没有真的被罢，怎么能说“独尊儒术”呢？3、汉武帝后来及汉代被“罢绌”的却是董仲舒学派。汉武帝“尊崇”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是真，后来汉武帝洞察到《公羊春秋》的性［13］，决心予以“绌抑”：他先是利用董仲舒“公羊”派官员的内讧，除掉了董仲舒的私淑***张汤，继而又除掉了朱买臣等其他董仲舒“公羊”学派官员；晚年还对他用《公羊春秋》治国所犯的种种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临终托孤给武将霍光等，一个董仲舒***都不用。汉昭帝时，又杀掉了董仲舒的嫡传***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14］汉宣帝时，刘向在家偷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并和董仲舒一样装神弄鬼，入狱，差点被杀，后责令他改学《毂梁春秋》，才获释；［15］到“石渠阁”经学讨论会，汉宣帝正式“绌抑”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并用“毂梁学”取而代之。汉宣帝的治国信条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6］可是他却“独绌”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岂不耐人寻味？汉哀帝时甘忠可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蒙骗汉哀帝，被处死。直到东汉中期，班固在家偷学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用“公羊史笔”作史，也入狱差点被杀，后来皇帝特赦了他。［17］何休作《公羊解诂》，吸取班固的教训，一个字都不提董仲舒，只说依胡毋生条例。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的思想斗争，可谓“百家皆用，独绌董儒”，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第三，司马光为什么要伪造此说？1、与班固一样，为自己的学术***。司马光的学术也宗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但董仲舒的命运并不好，班固为他翻案的《汉书》没写完，就死于狱中，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一直没火起来。隋唐时期，更是倍遭冷落，唐代的《五经》没有《公羊春秋》，而是杜预注的《左传》。［18］北宋王安石变法，用的“新学”也没有《公羊春秋》，反而吸收商鞅的变法思想。司马光由于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派罢官，他伪造此说，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公羊史笔。”古希腊哲学家说：如果狮子会画画，会先画个狮子。既然用“公羊史笔”写史，何不神化《公羊春秋》及其宗师？为后世诸***争个好出身。3、古为今用。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从北宋开始的，他的“《公羊春秋》学”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理学家都极力推崇董仲舒，如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9］司马光伪造此说，与班固相似，也为了与其他理学家争夺尊董的首功。
第四，现在学界为什么都顽固坚持这一说法？1、传统学界的反复宣传。北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是理学和“通鉴史学”统治，他们对此说反复宣传，怀疑者当异端摒弃。2、此说已成了学界的“学禅”。中国传统上是信仰学术，缺少人文学术，现在人文学术虽在许多领域已成长壮大，但在经、史领域仍被其笼罩着。如果说“阿弥陀佛”是佛教的口头禅，那么含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是中国现代“经、史”信仰的口头禅。佛***不能怀疑“阿弥陀佛”，经史学者同样不能怀疑“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五四”反传统帮倒忙。“五四”反传统，小骂大帮忙，批孔时反复说“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云云，似乎在帮助坐实这种说法。4、今天的学界的“经史”领域仍是董仲舒的“公羊”派占主导。今天学界讲的“经”仍是理学，“史”仍然是以《通鉴》为代表“公羊史笔”，他们都以同一理论为思想基础，从同一角度看问题，会重复同一错误。
四、汉武帝结束“黄老之治”和“尊儒”，***纳的是王臧的建议
现在，我们来看司马迁的“汉武帝‘尊儒’”说，是否能经得起推敲？这里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第一，这一说法真实可靠。1、司马迁的记载是最原始记载。2、《史记》中关于此问题再无其他记载或自相矛盾的记载。3、从西汉到东汉，无人对此提出过否定意见，班固对此说是完全肯定的，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至多是对此说的补充，且涉嫌作伪。4、否定此说的司马光说是一千年后的说法，亦涉嫌作伪。
第二，这一说法本身无懈可击。1、“尊儒”的建议者是王臧、赵绾。王臧、赵绾都是儒家，他们的老师是申公，申公是儒家《诗》的正宗传人，《史记》和《汉书》的《儒林（列）传》都有他们的“传”。2、建议确实被***纳。汉武帝不仅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还让他们二人负责落实，他们同时也获得了丞相魏其侯窦婴和太尉武安侯田蚡的支持。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公来主持大局，亦得到了批准。3、有完整的“尊儒”过程。他们的“尊儒”活动开始于建元二年，由于窦太皇太后的反对，遭受挫折。王臧、赵绾下狱***，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免官，申公免归，他们的所有举措都被废除。但他们遭受的挫折是暂时的，因为窦太皇太后活不了几年了，汉武帝还在，窦婴和田蚡还在。果然，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复出任丞相，完成了“尊儒”伟业。就是说，他们的“尊儒”活动结束于建元六年。4、他们的“尊儒”是“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即把“黄老”从主要治国思想上“绌退”，改换“儒学”或“儒家”为主要治国思想，没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与整个汉代思想史发展状况相符合。5、前面讲过，建元元年卫绾的罢“申韩”等不在此范畴。
第三，这一说法可概括为“汉武帝***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究竟谁是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建议者？如果从一般意义来理解，说赵绾、王臧或王臧、赵绾都行，反正他们二人都是主要人物，《史记》和《汉书》都说建议者是“赵绾、王臧。”如果追问谁更根本，笔者认为是王臧。1、王臧是帝师。要知道，王臧是汉武帝的老师，也是汉代儒家的第二个帝师，他的作用不可低估，汉武帝最初对儒家的好感，就是他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这一点笔者过去强调不够，是个错误。2、王臧对“尊儒”活动最积极。汉武帝登极前，他避讳退隐，汉武帝登极后，他主动上书，要求到汉武帝身边工作，试图“尊儒。”3、赵绾是王臧调来的。赵绾是王臧的同窗好友，是靠他的“关系”当上御使大夫的。他调赵绾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尊儒”。4、王臧是学者。王臧一直是搞儒学教学和研究的，他的主要贡献是思想，而赵绾是行政人员，主要负责具体实施。5、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应归功王臧。田蚡是王臧“尊儒”活动的重要支持者和成员，也是王臧“尊儒”受挫的受害者，田蚡虽和汉武帝一起完成了“尊儒”伟业，但他只是个执行者，最先的主意还是王臧出的，他完成的是王臧的未竟事业。
五、王臧“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近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
历史上总共有三种汉武帝“尊儒”说，只有司马迁的记载有实据。传统至今，学界都把司马光的“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当作儒学反思的基点，笔者认为不妥。现在，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是“汉武帝***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第一，为什么以司马光的说法作为儒学反思的基点不妥？1、此说是伪造的。司马光的说法，像“上帝创世”说，坐不实。如，董仲舒究竟是什么时候建议“尊儒”的？现在就有近十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说，等等，哪种都说不清；汉武帝是怎么***纳的？他们也没有一人能说清。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和后来历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状况，都得不到实证。［20］3、用此说肯定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和他的儒家性质，不妥。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通过他的思想来证明。董仲舒不是儒家，他对儒学无贡献，相反，危害很大。［21］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孔、孟儒家从无思想专制之说，只有“申、韩”术家才有此主张，而且搞思想专制从来都是的。
第二，关于儒学反思科学基点的自我检讨。笔者曾认为，汉武帝***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3］，后来觉得不妥。主父偃的“推恩令”是汉武帝“尊儒”后的事，只能证明“尊儒”是对的或成功的，不是“尊儒”制度确立的时间。后来又认为，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4］，现在看来也不妥。田蚡不是儒家，“尊儒”的建议不是田蚡提出的，他只是个执行者。我们今天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当是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时间是建元六年，即田蚡继承王臧的遗志，完成“尊儒”使命的时间。
第三，将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作为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的意义。1、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王臧建议“尊儒”和最后完成是最真实的，使儒学反思有了坚实的基点。司马光的“汉武帝***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则完全改变了历史和思想史框架，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以后的“尊儒”史符合历史实情。即汉武帝以后，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吸收其他思想，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人反对区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并用后者证明前者，［25］不妥。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和思想史内涵，代表两种历史和思想史路线，对儒学反思的结果有质的区别。3、有利于纠正儒学反思中的错误。如，董仲舒至多是儒家的一个流派，不是儒家的根本代表，他是否真为儒家还须讨论。从董仲舒反思儒学是不妥的；对后世主要以儒治国，要具体和历史地分析，不能用“独尊儒术”笼而统之；还要研究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不能用“罢黜百家”带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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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1期。）
注：修改一处：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
原创2017-09-28徐梵?扬中太平书院扬中太平书院
向孔子致敬！
今天是9月28日，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诞辰2568周年（也有观点认为孔子诞辰是10月9日）；大后天，是新中国成了68周年。俗话说，「上下五千年」――孔子就是这上下五千年的中轴线，而新中国则是中华文明新五千年的起点。
其实，孔子最初的理想是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抱负，他曾经周游列国，曾经拜见南子，曾经准备接受叛臣的征召?然而他的从政之路异常坎坷，所以难免灰心失望，难免顾影自怜从而赞同「丧家犬」的评价，难免时不时的生起乘着木?去大海漂流的念想（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
但是，孔子又是无比乐观的，他还是在自己的母国――鲁国争取到了从政的机会，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他政绩卓著，尤其是在夹谷之会，他的文治武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是好景不长，他最终被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僚联合外部势力将他驱赶了。
随后，孔子迎来了人生的低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子畏于匡，厄于陈蔡，伐木于宋，削迹于卫」――他们吃紧了苦头，就连子路、子贡这样忠心耿耿的学生都开始有怨言，只有孔子和颜回始终保持着乐观。在一番开导之后，子路、子贡，以及其他学生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当孔子重新回到鲁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将近古稀的老人了。他的很多学生都已经功成名就，原本可以安心养老。但他赢来了人生最后的打击，他的独子孔子，他的爱徒颜回、子路，在随后的岁月里相继去世，他忍不住痛哭哀号，以致于略显失态。
但是，孔子并没有垮。他用他人生最后的几年，他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完成了六经的整理工作，从而总结了之前二千五百年的文献，并激扬了之后两千五百年的中华文明――这也就是我开篇所说的，孔子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中轴线。
公元前479年4月4日的早上，孔子拖着拐杖，在门口散步，同时吟唱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歌――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然后走回屋内，面对门口坐下。孔子的学生子贡听出歌词中的哀伤，马上关切地前去慰问。孔子告诉他，他已经预知时至，即将去世。七天之后的4月11日，孔子与世长辞。
孔子逝后，儒分为八。儒家学派，后继乏人。孟子以子思（孔子之孙）私淑***的身份，力辟杨墨，成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先秦儒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他出生更晚于孟子。奇怪的是，孔子传承六经，但孟子、荀子终其一生，都只知道五经――诗、书、礼、乐、春秋。相反，被后世归入道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庄子却曾多次阐述六经的意义，所以很多人认为，庄子才是孔子的嫡传。
在往后，西汉董仲舒的经学，杂糅了许多阴阳家的思想；宋明以来的理学，又杂糅了佛教的观点。孔子传承六经，也就传承了整个中华文明；但程朱以「四书」替代「五经」，实际上是放弃了传承整个中华文明的任务，让儒学重归子学，让儒学代言中华文明。
将四书作为考题，以八股作为形式，培养出来的文臣，能力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谢君王」还算好的，更多的是「临危献城快投降」，即便是文人出身的顾炎武也不再寄希望于一两个力挽狂澜的大儒，而是高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发展到清末明初，面对数十年受压迫的遭遇，国人终于想要重估一切价值，开始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打倒孔家店」。至于后来的批孔，那不过是的「打倒孔家店」的尾声罢了。在这里，我有必要强调一下，那些高喊「打倒孔家店」的热血青年，未必讨厌孔子其人，他们讨厌的是那些贩卖孔子为自己牟利的人。
时至今日，世界上遍布着孔子学院，国家提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孔子也换上新装，再次闪亮登场了。但那些宣传孔子，宣传国学的人，又有多少人真懂孔子？又有多少人，还在做贩卖孔子的勾当？当我们看到，教《***规》的，组织小孩洗脚下跪；当我们看到，办女德班的，开始宣传缠足；当我们看到，开全日制私塾的，完全脱离现实生活。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问上一问。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也是与时俱进的，他如果看到世人抱残守阙，将糟粕当成精华，又不知作何感想？在现时代，孔子及其教育思想、政治理念、儒家哲学，应该视之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给予肯定；但新中国不是旧社会，孔子可以是「万世师表」但不应该还是「素王」，儒家思想也只是中华文明的一脉而不应该误作全部，那些依附孔子贩卖孔子的糟粕更应该毫不犹豫的摈弃。
最后，奉上旧作孔子赞一首，奉献给大家――
勤学好问调文脉，圣善周闻大道彰。
叹凤伤楹非寂寞，高山仰止永留芳。
2017年9月28日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塾师家庭，早年禀学于庭训，后入当时经世派的中心岳麓书院。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29岁升至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又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京师为官期间，曾国藩致力于经世义理之学与桐城古文，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等交往密切。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太平军入湘，曾氏奉命以侍郎身份在湘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年(1860)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同治三年(1864)七月，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影响巨大而褒贬迥异的人物。他是一个封疆大吏，“同治中兴”的功臣，既是推进清末自强新政的支柱，又是维护腐朽王朝、镇压太平军的工具。[1]
曾国藩一生出将入相，官居一品，位极人臣，然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始终不忘情于文学。在时人看来，作为中国士大夫理想的人生范式的立功、立德、立言在曾氏身上实现得很完满。他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等身。其中各体著述卷帙浩繁，佳作迭见。文章笔力苍劲，上承桐城一路，下开湘乡一派，堪称“大手笔”。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曾盛赞：“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2]也认为曾国藩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以入文苑传”。[3]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 [4]的确，作为一个文学家，曾氏以其勤奋的创作，独特的见解，伴随着他的显赫功名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桐城派的兴衰史上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拙文拟从曾氏中兴桐城派的学术背景、目的意图、对桐城派的开拓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启迪思考几个方面考察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以期可以理清线索，梳理脉络。
一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也当之无愧是散文的国度。从先秦片言居要的甲骨卜辞，到略已成篇的商周金文；从堪称我国古代散文发端的《尚书》，到先秦风格多样的诸子散文及历史散文，我们可以见出散文作为文化源头的那份凝重与历史沧桑感。魏晋辞赋，风神俊朗；唐宋八家左右逢源，文起八代之衰；明季“三袁”、张岱、归有光异军突起，文***斐然……历史的多棱镜折射出散文艺术的源远流长。清代散文领域呈现出再度繁荣和发展的景象，单就文体而言：史传的笃实，小品的隽永，骈赋的涌流，碑铭的厚重以及奏议策论的***雅正等等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显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传人几及全国，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
作为一种恢宏壮观的文学现象，桐城派从产生到覆亡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桐城派创始于清康雍乾年间，方苞、刘大櫆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门人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以姚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作家集团，此时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声势浩大，煊赫一时。***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桐城派的第三个时期。作为本时期散文正宗的仍是桐城派，虽然它的威望和影响不及乾、嘉时期。姚鼐去世以后，桐城散文显赫之势已去，赖以继桐城余响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氏高足方、姚、梅相继去世，这对于桐城派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桐城派面临着衰落的局面。这时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幕僚、师友相号召，重整旗鼓，使桐城派呈现所谓“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曾氏因此有桐城派“中兴的盟主”之称。
曾国藩接桐城传绪，于桐城派日渐衰微之时出而振之，看起来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但仔细一想，曾氏为何置有清学正统之称的汉学于不顾，而对复兴的宋学，对桐城古文情有独钟?欲究竟其个中原因，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曾氏接受桐城派的学术背景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清代学术，内容博大，它涵盖了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的思想文化。举凡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无不在其审视范围内进行反思和总结。从内容看，清代学术可以分为：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清代中期的乾嘉汉学和清代后期即道咸以来的今文经学。对此，王国维曾有清代学术凡“三变”之说：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并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学新”[5]概括其各时期的学术特点。
清代学术至乾嘉时期演变为新的格局，汉学全盛，异军突起的考据学几乎成为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的主导，涌现了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一大批考据学家。明清交替之际曾勃然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在这一时期也由当初的主流地位转换成潜流。康熙朝备受尊崇的程朱理学在乾隆当政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先处于文章正统地位的属于宋学范围的桐城派这时也受到冲击和挤压，正统地位开始摇撼。
面对来自考据学的挑战，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人物作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在相对不利的情势下力求自我调整以站稳脚跟。一方面以攻代守，挑剔、批评甚至攻击考据学。乾嘉汉学虽在济宋学之空疏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对整理古代文献资料也有不可抹煞的成就，然而厚古薄今，不关心现实政治，一些考据学家过于琐屑细小，忘却学问宗旨。另一方面积极调和汉宋之争，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这在桐城文论上是个了不起的贡献，也为曾国藩所折服。曾氏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考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6]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繁琐的考据学是实感厌倦的，而对不断改进、求新求变的桐城文学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其所以私淑姚鼐，投身桐城古文的一点原因吧。
道咸之际，面对新旧矛盾愈来愈显错综复杂，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经世致用的思想又受到重视和提倡，蔚为一时风气。乾嘉汉学由于其研究的范围始终不超过古书的范围，这种厚古薄今的学风显然与经世致用思潮背道而驰而理所当然受到猛烈抨击。这股思潮也影响着桐城派的文论。其实桐城三祖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的，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用程、朱理学经世，却不局限于理学，他们把有益于社会国家作为最高准则，而不以“理”去衡量一切。***战争前夜，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姚鼐高足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桐城文人极为活跃，成为经世致用派的中坚力量。其中姚莹明确提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把“经济”列为桐城派基本要求之一。这一点也受到曾国藩的关注。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其在当时社会特殊的身份地位要求他作文论文当有经世之志，用世之心。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桐城派自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既兼收众长，集其大成，又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创造，不断进行近代转换以适应当时传统学术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才使其生命力旺盛，影响持久，也更能吸引众人目光。从传统学术史的大背景考察，曾国藩归依桐城派似乎有其必然。
二
众所周知，曾国藩并非桐城嫡传***，在桐城派趋于弱势时鼎力相助，使其走向中兴，再度辉煌于晚清文坛，这其中除了个人对于桐城古文的喜好之外应该还有其它原因，曾国藩重振桐城派意欲达到何种效果，值得思考探究。
其一：曾氏早年喜好古文，他不仅仅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也是近代一位声名大振的文学家。他仰慕姚鼐并私淑于之，肯定桐城古文为文学正轨。如此在桐城文学趋于衰势的时候出而振之当属理之当然。另一方面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功人生范式也影响曾国藩在立德、立功的同时追求立言。由于曾氏并非桐城派的嫡传***，这使他能够更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桐城派，有利于他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给桐城古文增添生机。
其二：不能否认，曾国藩作为一个军事家，其重振桐城派也有其军事上的目的。当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时候，竭尽全力捍卫封建统治的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任。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曾氏除了在军事上***取积极的回应之外，在思想领域也有一套政策。
曾国藩利用太平天国奉行天主教、盲目大肆毁弃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偏激之举，扛起维护封建道统和***纲常的大旗，极力笼络人心。桐城派因为其尊崇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而受到曾氏的青睐并为之大张其军，成为对抗太平军、笼络士心的无形而有力的工具。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紧紧抓住太平天国***反传统的一面，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些成为曾国藩鼓动和组建一支对抗太平军武装力量的政治宣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持久的对抗赛中，桐城文学发挥了它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三：桐城派与洋务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近代中国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中，洋务思潮开始萌生并逐渐成为时代强音。作为一位有强烈经世抱负的政治家，曾氏接桐城传绪，中兴桐城与其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我们知道，晚清桐城派在坚守程朱理学的同时关注西方，这与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若借桐城文章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洋务思潮是经世致用思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直接延续。求实、务实的经世精神推动着经世思想家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使晚清学习西方的思潮走向深入。在“桐城中兴”主将曾国藩身上就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想向洋务思想过渡的明显轨迹。
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领袖，在洋务运动前夕位添桐城派，使其重新兴盛，决非一味泥桐城之古，而是“曲折以合桐城之辙”(《欧阳生文集序》)，意在借桐城兴洋务，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血液注入晚清桐城已趋衰弱不堪的体内，让桐城派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
曾氏不单纯是一个文学家，他特殊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振兴桐城派的动机也是多重复杂的，他借兴桐城意欲达到的效果也是多样的，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
曾国藩的古文理论，继承了桐城三祖文学主张，又在新的环境及形势下有所开拓与创新。
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篹》中论述桐城派的源流时，曾说：
……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归，岂非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
我们且不论黎庶昌作为曾氏门生，他的这段话是否有阿私过誉之嫌，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曾国藩在桐城派流变史上“变化以臻其大”的精神。我们知道桐城派发展到近代(尤其是在姚氏高足相继去世以后)，几成强弩之末，辉煌之势已去，面对如此衰势，如何振起的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曾氏的面前。所幸，曾氏以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一个军事家、文学家的雄才大略清醒地认识到了“文章与世变相因”(《欧阳生文集序》)，从而提出“因时”、“救世”等新的文学主张，达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将桐城派的文论扩而大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经世致用”与“胸襟”、“器识”。经世致用思潮大抵贯穿了桐城派文论的始终。早在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中即指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姚鼐也重视诗文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荷塘诗集序》)。其实，桐城前辈中最早明确提出“经济”的，当属姚莹。姚氏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面对社会现实，结合切身体会，提出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吴岳卿书》)这一提法在桐城文论发展史上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只可惜由于姚莹蹇塞的命运和变幻的地位使得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当然所幸的是曾国藩注意到了。曾氏长期接受注重经世致用，探讨有用之学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使得他很早就立下经世抱负，面对当时桐城古文的现状，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桐城古文在继承者那里已显露出“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琐屑”之流弊；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敏感使他早就意识到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仅凭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实难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接过姚莹的口号，一方面将“多闻”还原为“考据”，力主“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将此四者与孔门的德行、文章、言语、政事四科联系起来，以增加其权威性：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7]
“经济”意谓“经世济民”。曾国藩把“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是为了转移世风，力图使传统思想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四者之中，曾氏认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又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再加上考据多闻，文章的内容不但充实而且显豁晓畅，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有效地为封建***服务。
基于上述精神，曾国藩强调文学家要有“胸襟”、“器识”，才能做得好文章。他说：“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资居其七。”(《复刘霞仙中丞书》)学问之外的“天资”就是禀赋、才能，其***别强调“胸襟”、“器识”，强调“才根于器”。曾在《日记》中说：“人生读书做事，皆仗胸襟。” [8]又说：“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黄仙峤前辈诗序》)“胸襟”、“器识”是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力量，是经世致用能力的主体方面的保证。不讲器识，不问事业，一味钩研声病，玩文字游戏，是写不出像杜甫那样的传世作品的。显然，曾氏所谓的“胸襟”、“器识”，除了指性理道德各方面的修养以外，经世济民的实际本领无疑是其重要内涵。这一点上曾国藩当之无愧给时人做了榜样，他自己也是很自信的：“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9]
总之，***纬武，出将入相的曾国藩，面对着封建王朝的衰微而欲挽回残局；面对着桐城古文的空疏而欲充实其内容，从而适时而果断地打出了经世致用的大旗，强调古文家应有经世之抱负，关注社会现实，古文创作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更好地为封建***服务。这与当时自强新政的潮流也是相呼应的。在桐城文论的发展史上，曾国藩“变化以臻其大”这一贡献是不容简单否定的。
由师傅手把手教出的***叫嫡传***。而私淑***则是称学生崇拜某人的道德学问，但未能亲受其教，而引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样的学子往往如此自称。
也就是说，一个是师傅教，一个是自己学。
桐城派源流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
刘大櫆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钱鲁斯、王灼又以师说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遂弃考据、骈俪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恽文廉悍，张文渊雅。其徒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方姚”的局面。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们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方东树在文坛上成就卓著，其***有桐城戴钧衡、苏敦元、方宗诚、陈澹然等；姚莹长于经济，其***有武进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陈用光***有寿阳祁春浦；姚椿***有平湖顾广誉和吴江沈曰富、陈寿熊等。此外，宜兴吴德旋既师事姚鼐，又师承张惠言，得桐城、阳湖两家之法，为文清曲澹雅，其***永福吕璜秉承师学，晚年回归乡里，倡导后进，开粤西古文之学，为世人所重，此为桐城派又一别支。 姚鼐卒后，其***梅曾亮声誉最高，有继主文坛之势。他主讲京师，高徒云集：有广西临桂朱琦、龙启瑞，平南彭昱尧；江西新城陈学受、陈溥，南丰吴嘉宾；湖南新化邓显鹤，湘阴郭嵩焘，善化孙鼎臣，湘潭欧阳勋，溆浦舒焘，江苏金匮张端甫，武进杨彝珍，无锡秦澹如，山阳鲁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孙衣言，诸暨余坤，山西代州冯志沂，平定张穆等。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家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文章与世变相因”。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梅曾亮、方东树固守阵地，不遗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垒仍然开始动摇。此时，湘乡曾国藩出来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实力和才干，网罗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曾氏自称私淑姚鼐，论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有“曾门四大***”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多达数百人。师事张氏的主要有荣城孙葆田，南通张謇等；师事吴氏的主要有冀州赵衡，南宫李刚己等。同时师事张、吴二氏的有武强贺涛，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不在***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继曾国藩“四大***”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派作家都能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们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方东树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拯的《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以及姚莹、张裕钊、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发了爱国情怀，或表现了悲壮之志。姚莹还身体力行，在台湾兵备道任上坚持抗英，且屡战屡胜。他有关记载战事的散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创办新学，林纾、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社会改良，也都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程派私淑***多为女演员，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新艳秋章遏云李蔷华、李世济、李玉茹、侯玉兰顾正秋。
新艳秋（1910-2008），京剧旦角，著名程派演员，祖籍北京，原名王玉华，受喜爱京剧的父亲王海山影响，9岁便开始以“月明珠”的艺名学习梆子，11岁拜师钱则诚改学皮黄，15岁登台以“玉兰芳”（有资料记载为王兰芳）的艺名借台演戏，同时拜荣蝶仙为师。1928年，她得一代宗师杨小楼提携合演《霸王别姬》。之后，因酷爱程砚秋的艺术遂在1930年前后改艺名新艳秋而专攻程派戏。后再拜王瑶卿、梅兰芳为师。1949年后，新艳秋先后在江苏省京剧团、江苏省戏曲学校从事演出和教学。新艳秋与程砚秋本是同时代人，几无年龄差异，因此也就看到了程派艺术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并尽毕生精力继承和钻研，因其受益于程砚秋的恩师王瑶卿和梅兰芳，故对程派艺术的精髓了解得深刻而透彻，在实践中的掌握和运用也严守规范。她的嗓音与程砚秋酷似，无坤伶学程之斧凿痕迹，不但立音松弛，脑后音壮实，胸腔共鸣也极好。不夸张地说，她的天赋条件比之程砚秋本人并不逊色。听她的演唱，既能体悟到程腔的寓刚于柔、幽咽婉转，又别具清香雅丽、情意蕴蓄之风韵。
李世济（1933-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艺术私淑传人当中的优秀代表，国家一级演员。女，祖籍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1933年5月生于江苏苏州，长于上海。专工京剧青衣。1950年肄业 于上海第二医学院。1962年加入中国***。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理事。她的丈夫唐在炘是著名琴师。李世济通过舞台实践，从剧本到唱腔都力求出新，做到精益求精，是继承程派艺术又有所革新创造的一位艺术家。她将程腔大众化，普及化，更能为当代观众所欣赏，给程腔增加了新的活力，被很多人冠以“新程派”的称谓。她的韵味醇厚，唱腔委婉圆润，情真意切，动听感人，善于细致刻画人物。许多观众包括许多青年观众也喜爱李世济的演出 （1925-2001）
男，京剧***程砚秋的嫡传***，1925年生于江苏苏州，12岁进北京投师求艺，从王幼卿学青衣，从诸如香学花旦，后得王瑶卿亲传，授之以《棋盘山》、《十三妹》、《苏武牧羊》等剧。1943年加盟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唱二牌旦角，为马配演《打鱼杀家》、《桑园会》等戏，后又与谭富英先生合作演出，艺事得以长进。1945年拜程砚秋为师，因出身贫寒，且为孤儿，由程收养，至1951年始离程家。在与程砚秋朝夕相处的数年间，受程悉心点拨，深得程派艺术之真缔。他演的《锁麟囊》《荒山泪》《春闺梦》《金锁记》《红拂传》《碧玉簪》等程派经典名剧，大多能保持程派的风格原貌。其***有迟小秋（北京）、陈静秋（辽宁）、李佩红（天津）、王凤莲、孙爱珍（上海）等。 （1916-1996）
1916年出生，安徽太湖人。少年时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1934年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先学小生，后从孙怡云、关丽卿、郭际湘、张善庭学青衣。因酷爱程派艺术，毕业后组织大风剧社在重庆演出。后以通信的方式拜在程砚秋门下，通过函授学习程派艺术，技艺大进，被誉为“重庆程砚秋”。1946年正式拜师，1949年参加东北戏曲研究院实验剧团，1959年以北京市青年京剧为基础组建程派剧团。他对程派唱腔的发音吐字、四声韵律精心揣摩，能以腔传情，对程派的表演、身段、水袖，亦能传承其神***，常演的剧目有《荒山泪》、《青霜剑》、《春闺梦》、《锁麟囊》等。他的嗓音清越高远而不失沉郁凝重，他的唱念细致入微、凝重沉厚，他的表演端庄大方、恬静淡雅，在保持程派艺术精华的同时，还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其***有李文敏、吕东明、张曼玲、陈琪、刘秀杰、张火丁等。 （1965- ）
当代京剧名家，被梨园行前辈誉为“程派标准传人”，当今京剧程派艺术的****。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享受特殊***津贴。1965年生于辽宁省阜新市，1***7年入辽宁阜新戏校学戏，1981年开始学习程派，1983年在北京拜程砚秋***嫡传***王吟秋先生为师，宗法程派艺术。她宗法程派艺术不折不扣，又能结合自身条件使自己音质之长得以发挥，因此在演唱上既有程派浓重的寓刚于柔，幽咽委婉的特点，又有雅丽清馨、圆熟优美的明显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身段和水袖颇见功力，巧妙地运用身段和水袖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19岁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她演出的《锁麟囊》是公认的程门经典之作，已拍摄成数字**留存。曾任沈阳京剧院副院长、辽宁省文联副***、全国人大代表，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剧协副***。她多次参加全国和国际重大艺术活动，曾率团先后赴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在海内外戏剧界颇有影响。 （1938- ）
赵荣琛的***，国家一级演员（教授），卓有成就的京剧程派教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同年拜京剧名家赵荣琛为师，从此李文敏专攻程派。曾在当时的程派剧团——北京市青年京剧团工作，从1963年开始，李文敏专事教学，先后任教于北京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等戏曲院校。在40余年的教学中，李文敏致力于戏曲基础教学。在北京戏曲学校就职。
她多次荣获全国及市级的艺术园丁奖，并享受“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津贴。
当红的程派青年演员如李海燕、张火丁、郭伟、隋晓庆、曹曼、刘蓓等均出自她的言传身教。 （1***1- ）
当红程派青衣，吉林白城人。原国家京剧院演员，曾成立张火丁京剧艺术工作室。现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享受特殊津贴，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理事。启蒙老师王兰香。1989年毕业于天津戏曲学校，受业于李近秋，渠天凤，张芝兰，孟宪嵘等老师。同年考入***战友京剧团，受业于李文敏老师。1995年调入中国京剧院。1993年经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拜在程砚秋***的得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成为关门***。1996年获全国现代戏交流演出表演奖和五个一工程表演奖;同年又被中国京剧基金会推荐为中国京剧之星。1999年荣获十七届戏剧梅花奖。2001年获文化部青年京剧展演荣誉奖。2000年被文化部授予优秀青年专家，杰出青年，高级专家称号。2004年中国京剧院成立了张火丁戏剧工作室。2005年入选<中国京剧百美图>。2007年元旦，张火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京剧演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