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桓公的手中。齐桓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2.春秋/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三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
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
有一次，楚庄王竟然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3.汉/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锌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4.东汉/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
汉末，蔡邕惨遭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内库之中。三百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促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5.唐／春雷
长126cm 高10.8cm 肩宽22.1cm 尾宽17.2cm
连珠式琴，形饱满，黑漆面，具细密流水断。玉徽、玉轸、玉足、龙池圆形、凤沼长方形。琴底颈部刻「春雷」二字行草书填绿。龙池左右分刻隶书铭：「其声沈以雄，其韵和以冲」、「谁其识之出爨中」，钤印一，印文剥蚀。龙池下似曾存一大方印，但经漆补，隐晦不清。
「春雷」为唐代名琴的名称，制琴世家雷威所作。明代（清秘藏）记之曰：「春雷，宋时藏宣和殿百琴堂，称为第一。后归金章宗，为明昌御府第一。章宗殁，挟之以殉。凡十八年，复出人间，略无毫发动，复为诸琴之冠。天地间尤物也！」传世唐琴极珍罕，此琴虽然纳音、双足、岳山、琴尾等处曾经后人修补，但琴身造形饱满，有唐琴之「圆」；当代琴家试弹，称此琴音韵沈厚清越，兼得唐琴「松」、「透」之美。
此琴于民国时，曾经何冠五、汪景吾、张大千等名家收藏。
6.唐／九霄环佩
琴为伏羲式，杉木斩成，木质松黄。配以蚌徽。白玉制琴轸、雁足，刻工精美。岳山焦尾等均为紫檀制，工艺规整。琴身髹朱红色漆，鹿角灰胎，间以历代修补之墨黑、朱漆等。琴身通体以小蛇腹断纹为主，偶间小牛毛断纹。琴底之断纹隐起如虬，均起剑锋，突显比琴面浑古。究其原因，系此琴面仍可供按弹抚弄，若断纹起剑锋反碍事及易出杂音，故琴家每三数年便一小修，旨在磨挫其断纹之剑锋的原故。琴身颈腰之面底等均作唐琴独有之圆楞减薄处理。龙池为圆形，凤沼作细长之椭圆形，以漆作赔格。琴面以微隆起之势成纳音。龙池内有唐宫琴格式之寸许大字“至德丙申”隶书腹款。至德丙申为唐肃宗元年（公元756年），为中唐之始。琴背池上阴刻篆书“九霄环佩”，是为琴名；龙池下刻“清和”篆印，二印均为唐代原刻，尚有原填金漆痕迹。比照海内外公私藏家的唐琴，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大圣遗音”和北京琴家锡宝臣旧藏之“大圣遗音”，均有“至德丙申”款；辽宁省博物馆藏之“九霄环佩”、中央音乐学院藏之“太古遗音”、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之“枯木龙吟”亦均有“清和”篆文方印。另有“汾阳后裔郭京家藏”和“东坡苏轼珍赏”篆文印二方，篆刻时间略晚于唐代。此琴弦长112.5厘米，音质苍古，为唐琴中佼佼者。此琴原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沈迈士先生旧藏，后转让吴金祥先生处藏，早年流失海外。
7.唐／大圣遗音
这架唐代大圣遗音琴为神农式，桐木斫，髹栗壳色漆罩以黑漆，朱漆修补，纯鹿角灰胎，发蛇腹间牛毛断纹。通长120厘米、肩宽20.5厘米、尾宽13.4厘米、厚5厘米、底厚1厘米。琴背作圆形龙池、径7.6厘米，扁圆凤沼为12厘米长，1.2米宽，龙池上刻寸许行草“大圣遗音”四字，池下方刻二寸许大方印一篆“包含”二字，池之两旁刻隶书铭文四句“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十六字，俱系旧刻填以金漆。腹内纳音微隆起，其两侧有朱漆隶书款“至德丙申”四字。琴音响亮松透饶有古韵，造型浑厚优美，漆色璀璨古穆，断纹隐起如虬，铭刻精整生动，金徽玉轸、富丽堂皇，非凡琴所能企及。
8.唐／独幽
独幽琴 晚唐 长120.5cm 肩宽20cm 尾宽14cm 湖南省博物馆藏凤嗉式。琴面黑红相间漆，梅花断纹与蛇腹断纹交织，背面牛毛断纹。龙池上方刻“独幽”，池内有“太和丁未”四字（即唐文宗元年，公元827年）。琴尾有李静题款。此琴于明末清初为王船山所用，民国时由已故湖南琴家李静珍藏。
9.唐／太古遗音
太古遗音琴 晚唐 长122cm 额宽22cm 尾宽14cm 中央音乐学院藏师旷式。原黑漆，大流水断纹。背面龙池上方刻行书“太古遗音”，池下刻篆书“清和”印，左侧刻“吴景略重修甲子中秋”。古琴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德音之谓乐」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曾由已故山东琴家詹澄秋珍藏。
10.明/奔雷
奔雷琴 明 长127.6cm 肩宽19cm 尾宽15.6cm 故宫博物院藏仲尼式。黑漆，小蛇腹断纹。背面龙池上方刻篆书“奔雷”，两侧刻有藏者题款：“南北东西几度游，名琴能遇不能求。奔雷无意欣相遇，宿愿多年始得酬”。“久经风鹤不堪嗟，一抚奔雷兴倍赊。三十年来成伴侣，怡情养性不离他”。曾由天津琴家宋兆芙珍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11.其他
1>蛇腹
古代名琴，它的断纹很像蛇腹下的花纹。
宋·何远《春渚纪闻·古声遗制》：“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无华饰，以最古蛇腹文为奇。”
2>断纹
古代名琴。琴以古旧为佳，琴身崩裂成纹则证明年代久远，故名断纹。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琴辨》：“古琴以断纹为证，盖琴不历五百岁不断，愈久则断愈多……凡漆器无断纹，而琴独有者，盖他器用布漆，琴则不用；他器安闲，而琴日夜为弦所激。”
3>峄阳
古代名琴，以峄山（在今山东邹城东南）南坡（山之南面为阳）所产桐木制成，故名。
《格古要论》：“古琴有阴阳材。盖桐木面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阳材琴旦浊而暮清，晴浊而雨清；阴材琴旦清而暮浊，晴清而雨浊，此可验也。”
《尚书·禹贡》：“峄山孤桐”，孔安国传：“孤，特也。峄山之阳，特生孤桐，中琴瑟。”后以“峄阳”为琴之别称。
4>冰弦
古代名琴，以冰蚕丝为琴弦。
王嘉《拾遗记》卷十“员峤山”云：“员峤山，一名环邱山……有木，名猗桑，煎椹以为蜜。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载，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给杨妃琵琶，“弦乃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渌冰蚕丝也，光莹如贯珠瑟瑟。”
一说冰弦为一种素质丝弦，明·项元汴《蕉窗九录·琴弦》：“今只用白色柘丝为上，秋蚕次之。弦取冰者，以素质有天然之妙，若朱弦则微色新滞稍浊，而失其本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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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音乐美的构成
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单一的声音是不动听的。高低不同的众多乐音组成悦耳的乐曲。春秋末年的晏婴认为：“和”既由不同事物构成，又由“小大”“疾徐”“短长”“哀乐” 等对立因素构成。这些相异事物，对立因素的结合必须增补不足的，去掉过多的，达到完美的理想状态。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明确的提出了“乐从和”（《国语?周语下》）的命题。认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就是“和”。包含两层意思：1.和谐，即异物相杂，矛盾个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相反相济，对立统一。2.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济其不及、一以泄其过”，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平衡状态，任何一方都不过分突出自己，节制有度。
对待音乐，要关注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在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中，有些作品的情感是单一的，有些作品的情感是对比的，有些作品的情感则是复杂而多变的。因此，也就要求人们关注音乐作品的整体，关注音乐作品的整体情感。
二、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人们会以自然之“六气”、“阴阳五行”，来解释音乐，重视音乐与“风气”的关系。认为要“省风以作乐”，“省”即观察、考察，考察自然之风以创作音乐；“乐以开山川之风”，即音乐可以用来开通山川自然之风，使之畅通无阻。人们得出关于音乐功用的思想：认为音乐可以用于战事（用音乐听测风声的强弱，与之战争的胜败），也可以用于农事（用音乐预测风声是否利于农事，进而调节风气，使风调雨顺，美好的生物得以繁殖）。
这种音乐观体现了音乐与自然的和谐，也能促进自然和谐的思想。就是萌芽状态的阴阳五行音乐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道家所继承、发展：以“天”为本，崇尚自然，以恬淡平和为准则，其思想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然乐论。
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民间歌唱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激发生产斗争中的劳动热情，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可以说自然环境对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音乐源自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音乐同样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崇尚自然风，崇尚中国风，中国古典元素在歌曲创作上也体现得很深刻。
三、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重视两个关系：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政治。一方面认为音乐必须受政治、经济的限制、阶级关系、登记关系的制约，因而强调对音乐必须““为礼以奉之”（“奉”即遵循，引申为节制的
意思），“修礼以节之”（强调音乐必须受制于礼及礼所规定的德）；一方面又强调音乐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人心，成政事、节制百事，使得上下和同，政治和顺。这是萌芽状态的礼乐思想，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根基。
音乐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音乐，音乐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必然表现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一定的政治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依据音乐与社会以及政治的关联性原则，唱响时代的主旋律。
四、关于音乐的审美准则
此时已经产生了对音乐审美的评判标准的最初雏形。提出了三个美学范畴：“五声和、八风平”“乐从和”“和从平”。“五声和、八风平”中的五声就是五音，音调；八风就是八音，即八种乐器，古代的乐器分类方法，是说八种乐器相互协调。所谓“乐从和”是说，音乐必须和谐，和谐必须平和。以音乐是否具有“平”“和”，是否是“德音”来作为评价标准。反对“新声”“*声”（*即过度）。对于音乐的评价标准，究竟是“和”还是“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产生了所谓的“和同之辨”。“和”的理论的提出，以及作为评判音乐的标准，是针对当时音乐理论中的“同”而提出的。认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就是“和”，即和谐。包含两层意思：1.和谐，即异物相杂，对立统一，相辅相成。2.平和，无过无不及，各种因素节制有度，“和乐如一”。因此“平和”必然引申出音乐中的“节”与“度”的概念。
原文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译文
孔子与鲁国乐官谈论音乐，说：“音乐是可以领会的。开始时，金钟齐鸣，声势壮美；接下来，八音和谐，音色分明，乐声悠扬。直至最后完成。”
注释
“语”，作动词用，音“玉”。意为“告诉”、“使知道”。
“太师”，古代乐官之长。也有写作“***”的，但也读作“太师”。
“知”，在此应指理解、领会、欣赏。
“翕”，音“西”，意为和合、一致。古代在奏乐前要先鸣金鼓钟。“翕如”就是形容各种乐器同时和谐演奏的盛况。
“从”，亦可读为“纵”。意为乐声展开。
“纯”，意为美好、和谐。钟声既作，虽八音齐鸣，但其声和谐如一，故曰“纯如”。
“皦”，古同“皎”，音“皎”。分明、清晰之意。虽然八音和谐如一，但各种音色仍清晰可辨，故曰“皦如”。
“绎”，即连续不断。“绎如”即乐声连绵，络绎不绝。
“以成”，即音乐完成。
评析
本章也有其它不同的解释。但本章的关键却并不在于章句本身的释义，而在于孔子重视“乐”的初衷。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中的这一章句，清晰地表明了礼乐对于儒家行仁所具有的重要的协同作用。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将“仁义”具象化的一整套制度规范，这才使得原本抽象的“仁义”具有了可操作性，是为“立于礼”。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具象化”，使得“礼”在应用于某些场景时易囿于形式，从而使“仁义”失去其生动活泼的本来面目。《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的章句，正是谓此。
而“乐”则因其多变和抽象，因而可以更加深入人心，使人在无形中受到善良、温暖、积极、振奋的感化。这就可以大大弥补因为“礼”的固化而导致的弊端，是为“成于乐”。那么，什么是“乐”呢？
《史记·乐书》云：“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就是说，“乐”并不是乐器、音律这些音乐的表现形式，那些都是“乐”的“末节”。那么，“乐”的根本又是什么呢？《乐书》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也就是说，“乐”应当是仁德的体现。
“乐”具有陶冶性情的作用，这一点在《黄帝内经》中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与五脏和五志相通，认为音乐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会产生影响。而令人惊奇的是，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在地域隔绝、信息不通的情况下，居然会与中国的先贤们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比如，柏拉图就曾把音乐描述为心灵的药物；而身为哲学家、数学家以及西方首位音乐理论家的毕达哥拉斯，更是首先在西方提出了“音乐医学”的概念，科学地指出了音乐对于人体，特别是心理活动的巨大作用。
“乐”由心生而外感于人。不同的音乐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或使人心生仁爱，或使人心生暴戾；或使人心志清明，或使人心志浑沌……种种影响，不一而足。因此，“乐”也是有所分别的。按照子夏的说法，“乐”可以分为“德音”和“溺音”。所谓“德音”也称“雅颂之音”。而“溺音”则是指“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之类，这四种音“皆*于色而害于德”。正因为“乐”有德、溺之分，有益、害之别，“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
《乐书》云：“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就是说，“乐”的作用是导民向善、移风易俗。“乐”在形式上虽然可以“娱心自乐”，但本质上却并非是用以“快意恣欲”，而是用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有益的***作用的。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游做武城宰时，就曾以弦歌的形式来宣扬教化。
在现代，教育、文化和艺术都在发挥着“乐”的作用。由于受“市场化”的影响，现代之“乐”的功利性越来越强。为了功利，不惜逢迎媚俗、诲*诲盗。很多不良文化以“快意恣欲”、甚至以传播邪见为目的，在“自由化”旗帜的掩护下野蛮生长、迅速泛滥。这就是“乐坏”。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著作《影响力》一书中指出，与观看非攻击行为的对照样本相比，当儿童和青少年在***节目中看到别人做出攻击行为时，其在个人生活中也会变得更具攻击性。因此，文化对于道德人心的影响，并非无稽之谈，而是确有科学依据。
由于科学、文化的不断迅猛发展，人类的未来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危机，将给人类未来的生存带来极大的威胁。这种危机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不惜以“礼崩乐坏”为代价去追逐现世功利所导致的道德危机。
《史记?乐书》是集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音乐美学之大成,是研究古代美学者必读之文。它辨证地分析了“声、音、乐”三者的关系,从音乐的起源、创作、表演与欣赏,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乐者,天地之和也”的观点,这正是《史记?乐书》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可贵贡献,也是它的精华所在。
一、经典文字摘录：
1、“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意思是说：
大凡音的起始，是由人心产生的。而人心的变动，是物造成的。心有感于物而变动，由声表现出来；声与声相应和，才发生变化；按照一定的方法、规律变化，就叫做音；随着音的节奏用乐器演奏之，再加上干戚羽旄以舞之，就叫做乐(yuè，月)了。所以说乐是由音产生的，而其根本是人心有感于物造成的。因此，被物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由高而低，由强而弱；心生欢乐时，其声舒慢而宽缓；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轻散；心生愤怒时，其声粗猛严厉；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以上六种情况，不关性情，任谁都会如此，是感于物而发生的变化，所以先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因此说礼用以诱导人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的声音，政用来统一人的行动，刑用来防止奸乱。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齐同民心而使出现天下大治的世道啊。
2、“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
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若不为简约的政治，就会修治功德，自强不息，否则自满自足，就会废弃礼仪。逸能不忘当初的劳苦，安能想到创始时的艰难，处身于安乐之中而歌颂勤苦，不是有大道德的人有谁能够这样！
3、“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意思是说：
满而不损就会外溢，盈不扶持就会倾倒。大凡作乐(yuè，月)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使君子以谦虚退让为礼，以自损自减为乐(lè，去声，勒)，乐(yuè，月)的作用就在于此啊。
4、“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意思是说：
凡音，是在人心中产生的；乐，是与***相通的。所以单知声而不知音的，是禽兽；知音而不知乐的，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详细审察声以了解音，审察音以了解乐，审察乐以了解政治情况，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因此不懂得声的不足以与他谈论音，不懂得音的不足以与他谈论乐，懂得乐就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义都能得之于心，称为有德，德就是得的意思。
5、“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意思是说：人生来好静，是人的天性；感知外物以后发生情感的变动，是天性的外部表现。外物来到身边后被心智感知，然后形成好恶(wù，务)之情。好恶之情不节制于内，外物感知后产生的诱惑作用于外，天理就要泯灭了。外物给人的感受无穷无尽，而人的好恶之情没有节制，人就被身边的事物同化了。人被外物同化，就会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
6、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於天地，然後能兴礼乐也。
7、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近於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意思是说：春天生，夏天长，化育万物，这就是仁；秋天收敛，冬天贮藏，敛藏决断，这就是义。乐能陶化万物，与仁相近；礼主决断，所以义与礼相近。乐使人际关系敦厚和睦，尊神而服从于天；礼能分别宜贵宜贱，敬鬼而服从于地。所以圣人作乐以与天相应，制礼与地相应。礼乐详明而完备，天地也就各得其职了。
8、“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隮，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意思是说：
法术、性行等无形体者以类相聚，世间万物有形体者以群相分，群类有不同，其性命长短也不相同。万物在天者显光亮，在地者成形体，如此说，礼就是天地间万物的界限和区别。地上的气上升，天上的气下降，地气为阴，天气为阳，所以阴阳之气相促迫，天地之气相激荡，以雷霆相鼓动，以风雨相润泽，于是万物奋迅而出，并随四时而变动，再以日月的光泽相温暖，就变化生长起来了。如此说，乐就是天地万物间的和合和谐调。
9、“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意思是说：道德是端正了的人性，乐是道德发于外产生的光华，金石丝竹则是奏乐用的器具。诗是表述心志的，歌是对诗词声调的咏唱，舞则只改变歌者的容色。志、声、容三者都以心为根本，再由诗、歌、舞加以表现，所以情致深远而又文明，气势充盛而能变化神通，心志的善美化成的和顺之气积于心中，才有言词声音等英华发于身外，只有乐不可能骗人。
10、“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意思是说：凡音都是由于人心产生的，天与人是有某种关联的，两者就象镜中的影子与物形那样相像，响与应声那样相应和。所以行善的人天就以福回报他，作恶的人天就使他遭祸殃，这是很自然的事。
11、“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意思是说：
礼是通过一些规定从外部对人起作用的，乐却是从人心中产生。所以君子片刻也不能离开礼，片刻离开礼就会有暴横轻漫的行为充分表现于外；也不可片刻离开乐，片刻离开乐就会有奸邪的行为从心中大量产生出来。所以乐和音，是君子用来修养义心的。
12、“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二、《乐书》的主要思想：
1“声”、“音”、“乐”的关系
《史记?乐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主张“物”动“心”感,就是说由于客观事物触动人心而产生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通过声音来表达;其过程是把“声”加以挑选和组织成为“音”,再把“音”经过艺术加工并与诗歌和舞蹈相结合,便是“乐”。这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在《史记?乐书》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也体现古人较为先进的辨证意识和思维。“…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
2 、礼乐并举的思想
《史记?乐书》深入地阐述了“礼”、“乐”的区别以及二者的社会功能。它开篇就说 “乐”的社会功能是求“同”;“礼”的社会功能是求“异”。这里的“同”是指上、下、贵、贱、尊、卑、男、女、老、幼互相亲爱,和睦相处;而“异”则是指上述的人们有所区别,各守本分,不相争执。 “礼乐相济”之“礼”、“乐”间的内在关系。那么,两者存在什么差异呢？《史记?乐书》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可见,乐是为了和同人们的情感,礼是为了区别等级的差异,乐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乐同礼异”的社会角色是由它们本身的性质以及各自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史记?乐书》中的“礼辩异,乐统同”、“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以及“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等言论,都是司马迁对“礼”“乐”之间关系的探讨。
3 乐的社会功能
受先秦乐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十分看重“乐”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作用。优美高雅的音乐能催人奋进,激发人积极向上的潜力;庸俗的、低级的音乐使人的性情低沉消极甚至*乱。因此,司马迁强调“德音”,反对“奸声”;倡导“雅正之音”,反对“郑卫之音”。因此，司马迁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4礼乐并举发展到“礼”、“乐”、“刑”、“政”
为了更好地体现礼乐治国的思想,《史记?乐书》并没有停留于“礼乐并举”的论述,而是深入到“礼、乐、刑、政”四位一体上。司马迁认为,“礼”、“乐”、“刑”、“政”四者相辅相成,各为其用,从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强有力的举措。“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的目的是一个,就是要建立共同的社会观念,而实现天下太平。
5、“中和”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的重要思想可以集中为一个字“和”,这也是《史记?乐书》最有价值的思想。司马迁“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将“和”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展,首先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将“和”与整个天地宇宙相联系,既指天地本源性的和谐,也指音乐和谐之根源。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所谓“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第三是个人自身的“和”,《乐书》所谓“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司马迁论乐,主张适时、合宜,这种度的把握正是“和”思想的体现。司马迁将五音宫、商、角、徽、羽比喻为君、臣、民、事、物。他说,如果宫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荒散,反映国君骄纵；商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颓废,反映官务败坏；角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优愁,反映人民怨恨；徽音乱,音乐就悲哀；羽音乱,音乐就显得危急。如果五音全部紊乱,相互侵凌,就产生极端放肆没有规矩的音乐,这样国家就面临灭亡了。
三、我的一点感想：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这段话留给我很深的感触。只有发自内心的才能叫做“音”，所谓“知音”就是“知心”。再看所谓的什么好声音、好歌手之类，有多少歌手是在用心演唱？有多少歌曲是用心创作？声嘶力竭、摇头摆尾、***声***唱，竟然有许多人热捧，一群“禽兽是也”。 “乐者，通於***者也”、“ 乐者，德之华也”，和谐则乐出，所以只有君子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音乐。
“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母体文化，它注重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注重群体的和谐，注重精神家园的建设。儒家认为：“能够打动人心，变化气质的才是乐，不是指所有的音乐，而是特指德音雅乐。就是那些---节奏和谐，内容健康的乐曲。它会从内心来扶正你的性情，使得修身的功夫，由内入外，进入更深层次和更高的境界。内容健康，节奏庄严平和，能够给人以教益。多听德音雅乐，人的性情就会趋向于“中”与“和”，从根本上收到成效。
“礼”包含了仁、义、智、信、忠、孝、悌、廉等***范畴。
“礼乐文化”是要使得人实现自身的和，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礼乐”各自的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互充，互相制约的关系。
《论语·雍也》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了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功能，强调了乐舞在人之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礼与乐的统一，在艺术上追求的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理与情的统一、***观念和审美意向的统一。
新雅乐：（艺术概念，艺术特征，审美趋向，艺术宗旨，艺术格调，艺术使命，审美准则）
“新雅乐”：
新雅乐非传统之古代宫廷的祭祀音乐，而是“静雅、古雅、典雅、清雅”之乐。新雅乐的“新”主要表现在“思想性”和“形式美”的两个层面。它继承了孔子的“礼”与“乐”之美学思想，将人文中的两个层面——礼，做为理性形式；乐，做为感性形式相互融合。将“礼”的内容赋予“乐”的形式，以“乐”求“礼”，以“乐”载“道”。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基础，加以重新认证、传承、组建与创新。并在先秦音乐的功能论上，使之升华为对音乐本质的认识与超越。实现了古代音乐美学与现代音乐美学视野的巧妙转换与承接。
“新雅乐”：学习古代，崇尚古代，敬仰古代。新雅乐以古代雅乐为典范，用写意的手法，把抽象出来的古典灵魂元素或符号巧妙的融入新雅乐中，使古代雅乐的“肃穆、庄重、典雅、含蓄、和谐、纯正”之美，在新雅乐中得以升华与再生。它的音乐内蕴追求：意境之美，不停留于形式的华丽，不满足于感官的愉悦，而重在提炼与形成内在音乐的意蕴，它最主要的精华是追求与古相通的——“神似”。 它的形式美方面的特色表现为：古拙与新巧，厚重与轻柔相互对立统一的审美形态。它那厚重的气势，内在的张力，古朴的柔美，具有“泱泱汉风”之标志。可以说，新雅乐是人类几千年精神的互通与共鸣，是现代人对古代艺术的全新诠释与理解，也是现代人追求“平朴自然，灵魂寻根”的文化性体现。它为古乐与今乐，古人与今人架起一座“神交”之脉，从而让今人追随先贤古圣之精神，承接民族之文明浩脉，传承中华民族之精神。
“ 新雅乐”：新雅乐内容纯正高雅，节奏主要以中正平和为主，旨在传递“以礼修身，以乐感人”的艺术宗旨。哈辉提出：华夏的礼乐文明是一个整体，在“新雅乐”中，礼与乐需要内外融合发展，并且，要重新恢复它的“诗歌、音乐、舞蹈”一体性，让新雅乐真正成为“乐”的时代载体。而“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乐”是建立人们内心良好秩序的艺术方式。“礼”为精魂，“乐”为外向，两者结合，即会发挥与达到“新雅乐”真正的艺术功能与意义。
所谓——“成中正平和之性，塑翩翩君子之风”，正是新雅乐创始人哈辉的创作初衷。哈辉的新雅乐首开我国古典音乐之先河，她的音乐使人“性情中和，回归到自然与宁静中”，给当今的乐坛，带来了清新雅正之风。
新雅乐，就是创始人哈辉所要缔造的——21世纪中国之德音雅乐。
